7月25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定义，是“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财富”“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包含3个类别：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以及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算上泉州，中国现已有56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处，世界自然遗产1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处。具体名录如下：

三类世界遗产有啥区别呢？

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关注文物、建筑群和遗址，是人类文明或文化传统的重要见证，具有突出的历史、艺术以及科学价值。这也是大众较为熟悉的一个类别。中国现有的38处世界文化遗产，可谓跨越历史、丰富多元。

举例来说，有的是证明中华悠久文明的“实锤”，例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现，结束了直立人是猿是人的争论；良渚遗址，给“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直接证据；河南安阳殷墟，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史提前至商朝；

有的则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学、艺术、建筑顶峰：秦陵兵马俑、故宫、天坛、颐和园等皇家遗址恢弘大气，苏州园林、丽江古城、福建土楼、平遥古城体现的民间智慧熠熠生辉。至于长城，那是1987年世界遗产第一次评选时，全场最没有争议和悬念的“无与伦比的杰作”；

也有的体现文化碰撞交融：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体现了文明交汇、宗教与世俗融合之美；澳门历史街区、鼓浪屿，都是“万国文化汇集地”。

再说世界自然遗产。这个类别关注地球多元的自然面貌，除了能够体现地球进化史的稀有地貌，珍稀或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也属于世界自然遗产的范畴。

中国的14处世界自然遗产中，有湖北神农架、中国丹霞以及九寨沟等，具有特殊审美和科学价值的自然景观；还有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等“受威胁动物和植物的生境区”。

至于中国的4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顾名思义，在自然和文化层面都独具价值。

以武夷山为例，武夷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有丰富的地貌类型，还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同时，武夷山的文化身份十分独特：三教名山、古闽族文化重要活动地区、2200年前“现代化城市”的中心……

像这样的“复合型”世界遗产，中国还有泰山、黄山以及峨眉山-乐山大佛3处。

可能有岛友会问，中国现在已有56处世界文化遗产，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是否说明申请世界遗产并不困难？当然不是，门槛很高的。

要想成为世界遗产，首先要满足详细且严格的入选条件。

《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规定，申请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遗址，必须具有“全球突出的普遍价值”。

指南给出了10项标准，其中针对“文化遗产”的有艺术价值、建筑成就、文化传承等6项标准，针对“自然遗产”的有自然和物种多样性、自然景色等4项标准。各国申报的项目必须至少符合其中一条标准，才有资格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硬实力”只是项目成为世界遗产的入门条件。真要入选，还得经历漫长的申请过程：送达材料、专业咨询机构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年会审议并做出决定，通过这三道大关卡，至少需要两年。

然而，这还是按照最快流程计算。实际申请往往会由于各种因素被不断拉长，例如每年的申遗数量就有严格限制。从2018年起，世界遗产申报开始实行最新限额机制，每国每年只可申报一处，而且委员会每年审查的总数目不超过35处，那些世界遗产较少的国家还有优先权。

因此，每次开世界遗产大会，竞争都是相当激烈。

环节多、时间久、名额少、标准严，再加上提前将项目列入《预备名录》的强制性准备过程，基本上每一个成功申遗的项目都要经历“台下十年功”。

拿泉州来说，早在2001年，泉州便计划以“海上丝绸之路东端”为主题开启申遗之路。此后，泉州联合了8座城市签署《泉州共识》，以推动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在2018年6月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委员会一致决定，泉州项目“发还待议”。

分析当时的失败原因，泉州的项目申请者们认为，如果是一座桥、一座塔这类单一主题，很容易在文化价值上被理解。但泉州这种“海上丝绸之路”组合式的主题申请，说服国际专家并非易事。

于是，泉州在原项目基础上调整项目定位，将遗产点从原先的16处增加到22处，再次梳理申报点组合逻辑，提出“宋元时期中国海洋贸易重要历史”这一主题，才有了此次申遗成功——此时，距离泉州开启申请之路已经过去了20年。

不过，也正是因为入选的标准严格、审查专业，才让每一处世界遗产都分量十足、货真价实。中国的56处世界遗产堪称优中选优，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深厚底蕴，展示了中华大地壮美山河。

回头再看中国的56处世界遗产，有没有你老家的？哪些是你去过的？哪些是你旅行计划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