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正在实施“百姓儒学”工程，就是遴选一批儒学教师，到每个村庄办国学讲座，推广儒学和传统文化。作为孔子故里，有此想法很正常，但问题的关键是传授怎样的儒学?

　　儒家文化作为传统中国的国家哲学基础，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扬弃，远比今天国人想象的要庞大而丰富得多。儒家的人文精神涵盖了个人、群体、自然、天道，处理的也是对个人与自我、与他人、社会、自然、历史、政府、国家等各种关系的认知，它们构成一个可相互支持的价值体系。但由于历史局限，这些古人的智慧也有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如何甄别、择善而从，如何辨析其中的精华与糟粕，尤为重要。文化精神需要潜移默化的浸润与影响，即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需在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方式中进行调和、消化，才有可能转变成民众自觉的生活意识和行为准则。

　　那究竟要传授怎样的儒学?什么才是儒学之本呢?

　　首先，要辨析什么是儒家思想的最高信仰。在一切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真实都是最高信仰。《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的意思就是真实，是儒家的一个中心价值。在儒家看来，真实是自然的法则;而寻求真实，是做人的法则。儒家思想的演进，就是在追问存在的一切是否真实，以及人们如何在现实中达到真实、把握真实。在中国当下，真实无疑是最为稀缺的一种价值资源。要搞百姓儒学，政府首先要把真实作为当地一切行为、决策和思想的最高准则，这样，民众所学的儒学价值观，才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其次，要辨析什么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基础。儒家虽也论及个人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但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传统中国的政治哲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认为，民众才是政治的本原和主体。“民本”二字，出自《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古汉语中，“本”有根源、根基、中心、本原、本体、主体等多种含义。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阐明的都是民众有优先于国家和执政者的地位。可以说，在原始儒家那里，一直在强化民众在政治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儒家看来，民众像神性和自然法则一样，有着崇高的属性。这种政治哲学观，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纲领，显然也是“百姓儒学”应当着重传授的。

　　其三，要辨析什么是儒家的最高伦理准则。世界宗教议会的《全球伦理宣言》对此有明确表述：“数千年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延续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应当成为所有生活领域—包括家庭与社群、各种族、各国家、各宗教的千古不易、绝无条件的准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出自《论语》。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古人称一字为一言，孔子认为如果有一个字可终身行之，那就是“恕”了，他对恕的解释是，你自己不愿要的，不要把它施给别人。这也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称之为“恕道”。“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宽容精神。对个人它是一种修养，而落实在政治上，强调的便是一种政治宽容。它要求执政者要有对“己”的限制和要求，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期望实现的也是执政者对自身的限制，不能随意把己方的想法强加于人。儒家认为，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沟通，才真正体现了平等和自由的精神。这便是儒家追求的“仁”的政治境界。儒家的“恕道”是中国人应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创造。

　　用今天的观点看，儒家“恕道”所说的宽容，还能激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使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无序到有序、从消极到积极。一个地方的民众文化素质，与兴建楼堂管所不一样，大干快上的“一阵风”，是难有效果的。对曲阜来说，更重要的是制度文化的建设。文化和政治本来便是众人之事，只有共同劳作的神圣感，才能激发社会与民众的文化活力。搞百姓儒学也好，民间的传统文化热也好，都表明了民众对信仰、价值和文化缺失的恐慌，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片古老土地上原有的常识，能在当下和未来引领每一个人前行。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否定，更不是要把传统文化看作包治百病的药方，或与现代文化割裂与对立起来，而是要寻求东西文化的互补、融合与共生。传统文化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珍贵的思想资源，但现代思维才能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

　　传统文化需要的是温和渐进的薪火相传，而不是浮夸功利的哗众取宠。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些理性的分析与吸收，少一些功利化、教条式的误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知到什么是儒学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