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媒报道，自2015年以来，冰岛开展了一项一周4天工作制的试验活动。试验时间从2015年到2019年，参与人数达到2500人，参与试验的人员来自冰岛的各行各业。近日，研究人员宣布这项实验大获成功：在薪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工时的缩短让参与者的身体更加健康，工作效率更高。

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冰岛经验”吗？“一周4天工作制”可以很快推广吗？部分专家指出，冰岛的成功尝试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的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人对“工作忙碌”一事的焦虑可能正在逼近一个峰值。“内卷”“过劳”“996”频繁地出现在这两年的媒体话语中，疫情带来的全球范围的失业潮更是加剧了这种焦虑和不确定感。也许，冰岛的尝试可以成为一个观察和思考世界范围内劳动者境遇的窗口。‍

工作时间与劳动者的身心状态有着怎样的关系？更短时间的工作制度一定有助于工作吗？疫情之下，除了制度的完善，改善劳动者的境遇还需要什么？本期读刊，书评君与大家分享与这些话题有关的观点。

现代消费文化的陷阱：

当过度工作成为一种常态

在四天工作制的尝试之前，许多行业通行的“一周工作五天”制度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人们不断争取的成果。毕竟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和美国许多工厂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规定工作时间能达到每周60小时。CHANGE发表于今年的一篇文章更是显示，1890年，美国政府估计制造业的工厂员工平均每周工作能达到100小时。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由罗斯福政府颁布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对五天工作制度的订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在大萧条期间，减少单个员工的工作时间被理解为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劳动以解决就业问题，缩短劳动时间一时间成为重要的议案。不过，罗斯福并非赞成缩短工时，而是最终以新政的形式提供救济。体现于该法案中，即是在标准的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的基础上，规定超过这一时间部分的工时工资更高。

人们对休息的渴望并非始终能够推动工作时间的缩短。1930 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做出过那个著名的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一百年后（即2030年），人们只需要每周工作15小时。罗德岛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里克·卢米斯 (Erik Loomis)在今年向Vox表示，这一工作时间不断缩短的预期，在罗斯福新政后至少于美国搁置了。卢米斯认为，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甚至就已经出现呼吁继续缩短工时的运动，然而70年代，失业率的上升使得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挽救工作”上，缩短工作时间的热情被减缓。

同时，《大西洋月刊》今年刊发的一篇专栏文章也从文化的角度指出，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向消费文化后，广告、消费主义敦促人们不断地利用工资去购物，并借此形成阶层上升的幻象。“工作与财富”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以往的工作是希望“带来生活的满足”，而如今“工作是为了工作，财富是为了更多的财富，工作...变成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意义来源”。人们永远不满足，陷入一种“过度工作”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缩短工时运动的进程。

当下的现实无疑与凯恩斯的预言大不相同。根据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中提供的数据，在最近20年里，全球范围内的过度工作现象依然值得重视，东亚国家的劳动负荷较重，虽然在各类团体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境况有所缓解。在绝大多数时候，严格执行一天8小时、工作5天的制度都极为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冰岛此次进行的4天工作日的尝试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关注。

缩短工时的诉求：

工作≠生活的意义？

在CNBC的采访中，英国智库Autonomy中研究冰岛劳动制度的学者Jack Kellam表示，在人类推动工作时间缩短的进程缺乏推力的状态下，疫情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契机，疫情期间人们普遍处于过度劳动状态下的事实，间接催生了四天工作制度尝试的落地。正如管理学学者Scott Dust曾说：多亏了技术，“朝九晚五”工作的愿望变得犹如海市蜃楼。疫情期间大面积实行的在线工作往往不但没有减轻员工的负担，反而使得员工无法区分工作与休息的界限，而处于全天候待命、随时工作的超额劳动状态。《华盛顿邮报》近期的文章也认为，尽管此前已有对于四天工作制的讨论，但确实是疫情作为一个强大的外因，才使得四天工作制“成为了可能”。

冰岛试验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根据 Autonomy 与冰岛可持续民主协会 (Alda) 的研究人员提供的报告，试验中的员工从每周工作40小时变为每周工作35小时左右，通过优化烦琐的信息沟通流程、会议制度等提高效率，以保证薪酬不受影响。这使得他们“感到工作压力明显减轻，同时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家庭和休闲”。

实际上，类似的尝试在近些年也已成为众多国家和公司努力的目标。2019年，微软日本公司试行了“四天工作制”，而近日，日本已经将“四天工作制”纳入到关于经济政策的讨论中。2021年3月，西班牙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四天工作制”试验。相关的试验结果也显示了此类改革积极的一面，例如新西兰的 Perpetual Guardian公司对本地每周工作4天试验进行的研究显示，工时的减少不仅不会影响员工的生产力水平，而且能让他们的工作压力减轻38%-45%，在工作满意度、团队合作、公司忠诚度方面也有所提高。同时亦有研究说明，缩短工时的尝试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环保效应。美国犹他州为政府雇员进行的一项试验就显示，使用压缩的工作时间表将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便是：节省下来了时间，人们会用来干什么？在Atlantic的文章采访中， 纽约参与四天工作改革试验的莫妮克·卡拉巴洛 (Monique Caraballo)表示，在工作时间缩短后，她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一家非营利性组织的志愿服务中，并获得了更多培养爱好的机会，这些能让她更好地感受“生活的意义”。多伦多大学的社会学家梅丽莎·米尔基告诉CHANGE，人们对家庭生活满意度最大的影响因素之一是他们的纯工作时数，工作时间得到抑制会让人更好地体验家庭生活的意义。

值得思考的是，工作里省下的时间，是为了更好地追寻生活的意义，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正意味着一种当下人们认知中“工作”与“意义”的二元对立。工作不再成为人们自我完善的途径，人们在劳动中也不再感受到意义，苏兹曼也在《工作的意义》中将此种劳动者心态的变迁追溯至管理学家泰勒引入独特的工厂管理制度的时期。在他看来，泰勒对工序的细分和对时间的精确控制使得工作成为一种“最适合创造力有限的人进行的事务”。

苏曼同样指出，现代社会的人们看待工作与过去的一个最有趣的差异，正是在于我们劳动之余所从事的“娱乐”“休闲”，可能恰恰是过去人们劳动的内容本身。比如捕鱼、缝纫、编织、陶器、绘画，过去人们视为枯燥、为了谋生的“工作”，如今却成为人们觉得能获得深度沉浸感和满足感的娱乐。工作意味着琐碎、虚无和纯粹的谋生之举，而娱乐、副业才是意义的来源。近年流行于全球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著作《狗屁工作：一种理论》中指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文明面前——“一个由工作建立起来的文明，甚至不是‘生产性工作’，而是将自身作为目的和意义的工作”。他更是辛辣地为工作重新分类，认为教育、医疗、农业和科学研究等是真正有用的工作，而公司律师、公关、高管、健康管理员、学术管理员以及金融服务供应商等高度系统化的工作都被他认为“完全无意义，没必要，危害性大，就连从业者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价值”。（《每天忙得累成狗，但你很可能做的是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

根据盖洛普公司2017年的《全球职场环境调查报告》（State of the Global Workplace），全球155个国家收集的数据显示，全球只有15% 的员工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敬业地投入工作，三分之二的人并不热爱却能敬业地工作，18% 的人完全谈不上敬业。与意义分离，这种现代工作面临的更为深切的麻烦，或许并非被四天工作制解决，而是被其凸显。在此，《华盛顿邮报》更是指出了一个在“四天工作制”成为热议话题之后的错误逻辑，“当我们不断宣称，更短的工作日如何让我们成为更好更有效率的员工时，我们就是在提出错误的论点。”

四天工作制的尝试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享受工作和生活？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对工作的本质有着怎样的理解。如果“工作”不仅意味着“效率”，那么，我们思考四天工作制的目的就不应该只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是它是否是人的逻辑的体现，是否可以让我们变成充实的人。

一周工作四天，

会带来新的不平等吗？

对四天工作制试验的质疑声音还有不少。例如，英国亚当·斯密经济研究所警告说：“如果强迫人们减少工作时间，最终他们的收入肯定会减少。”该研究所的马修·勒什曾表示，如果英国实行四天工作制，英国经济将对投资者和创业者失去吸引力。他认为，“我们也应该奖励那些努力工作供养家庭的劳动者，而不是随意剥夺他们工作的自由”。

反对的声音中值得重视的是对其普适性的担忧。VOX的文章认为，像冰岛这样进行大规模的试验在美国或许困难重重。相比于冰岛，美国工会的密度低得多，而这是促成这项制度尝试真正实行的重要因素。同时，今年春天由Leland 和 Steinman 发起的针对1000名美国工人的调查显示，虽然仅有4%的人对实行四天半工作制的效果存疑，但是如果仔细地分析赞成者的理由，会发现大家担忧的其实并非在于这个政策的“实用性”，而是担心其具体执行过程中无法真正覆盖到“某些类型的工人”。

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人们从工作时间的缩短中的获益并不相同。该调查表示：低薪的零工、轮班工人，这些最需要减少工作负荷的人相反难以从中受益，他们缺少劳动保障，会希望通过不断提高工时来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而对于“不成比例的白人、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来说，劳动力市场已经为他们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津贴，他们相对来说更容易享受到工作时间缩短后的红利。“如果一个为期四天的一周越来越受欢迎，那么它就有可能扩大现有的不平等”。

零工经济（gig economy）劳动者的处境在疫情之中同样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话题。亚马逊、优步等平台大量雇佣的零工与平台之间往往并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并不被平台公司承认为正式员工，劳动权益常常获得不了保障，在工作时间“自由”的虚幻许诺下，他们实际处于极不稳定的工作状态里。这一群体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就业危机也进一步使得更多的劳动者加入平台零工的行列。

意大利裁定外卖骑手为雇员：

从工作中收获认同

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界也有许多作品关注到这一群体。如英国专栏作者詹姆斯·布拉德沃斯的《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Hired: Six Months Undercover in Low-Wage Britain，中译本已于2020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通过实证调研，描绘了快递拣货员、电话客服、优步司机等不同职业平台零工的工作现况。由人类学家玛丽·L.格雷 (Mary L. Gray) 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 (Siddharth Suri)写作的《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Ghost Work: How to Stop Silicon Valley from Building a New Global Underclass）则关注到特殊的一类平台劳动者：帮助算法运行的“幽灵劳工”，指出算法时代平台劳动者的生存图景更像是“人类算法”而非“机器取代人”。平台算法的流畅运行、更新迭代离不开千千万万的人类劳动者，而他们却被算法遮蔽于黑箱之中，成为不可见的工人。（《新京报书评周刊》曾就此进行专访，详见：《为自己打工就幸福吗？答案依然是未必》，《“看不见的“幽灵工作”：困在算法里的不止有外卖员》）。

通过法律的完善，给予平台零工正式劳动地位的认定，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缓解他们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近期也出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2021年2月24日，意大利米兰检察院和该国劳动监管部门判定，四家餐饮外卖平台的骑手是雇员，而不是独立劳动者。检察机关要求这四家企业正式雇佣骑手，并因违反劳动安全法规缴纳共计7.33亿欧元的罚款。而英国最高法院也在2月19日裁定，优步公司必须将其司机视为雇工而非自雇人员，这意味着司机享有最低工资、休息时间、带薪休假等权益。据报道，这一裁决将使优步司机获得补偿，也将极大影响当地的“零工经济”。

《卫报》的一篇文章认为，随着从业人员试图改善他们的权利处境，包括Uber和Deliveroo在内的零工经济公司在全球面临至少40项重大法律挑战。为Uber司机争取权益的律师Nigel Mackay表示：“在欧洲，发展的方向似乎确实是为零工经济中工作的人争取更多的权利”。《华盛顿邮报》6月24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针对零工经济的一场“政治清算”已经到来，这里的“政治清算”指向的便是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与雇佣方之间的权利冲突，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对此，一些零工经济高管争辩说，如果他们的公司背负着雇佣法的所有成本与限制，那么，零工经济所具有的灵活性——员工随时开始或停止工作的自由，将不复存在。相反，他们希望看到法规调整，让他们在不被视为雇主的情况下提供一些额外的福利。然而，布拉德沃斯等作者也反复强调过，这种“自由”仅仅只是幻象。

在全球许多国家，不同程度的“斗争”也正在进行。在西班牙，劳工部表示将推动制订规则，迫使平台公司将零工工人视为有权获得工资以及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的雇员；在印度，政府也正出台一项法案，要求公司代表零工工人支付社会保障金，虽然其细节尚未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