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的77.93岁基础上“继续提高1岁左右。”到203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上。”

据相关资料，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同在2020年，世界各地的人均预期寿命各异：美国约为77岁，英国与瑞士分别为81岁、83岁，墨西哥约为75岁，海地约为64岁，刚果(金)约为60岁……

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意味着什么?这个提升，对国家和社会提出了哪些要求?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就此我们对话了人口学家、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

人口学家、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受访者供图

经济好，才会寿命长

新京报：“人均预期寿命”是怎样一个概念?

梁中堂：“人均预期寿命”讲的不是人们实际的平均寿命，它是指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下，结合其他各个年龄层的人的死亡率，推算出新生代的人的预期寿命。比方说，202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就是指2020年出生的婴儿可能活到的岁数。

新京报：这个数据具有哪些参考意义?

梁中堂：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GDP结合着看，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健康指数的高低。

但是人均预期寿命也有其局限性。由于计算它所需的分年龄段的死亡率在不断变化，平均预期寿命也是一个假定的指标，参考意义有限。而且，从准确度上来说，我认为大城市关于人均预期寿命的统计会更准确些。因为计算人均预期寿命，需要各地卫生部门从各医院统计死亡人数，大城市的相关行政更规范，得到的数据也就更准确。在乡镇农村，死亡人数可能不会被卫生系统完全统计，那么就会带来一定的统计偏差。

新京报：202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7.93岁，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怎样一个水平?若在2035年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这又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梁中堂：在世界范围内应该算得上中等偏上、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看，人均寿命相对高的国家，集中在北欧、西欧、北美、东亚地区。简单说来，一个人的寿命和他的生活水平有直接关系，社会发展水平高、生产力水平高，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寿命就长一些;反之，经济条件差的、生产力落后的地方，贫穷人口占比高，人的寿命就会短一些。

医疗与生态要共同发展

新京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7 0余年来，人均寿命提高一倍还多，你认为，这主要是哪些因素导致的?要在2035年达到人均预期寿命80岁，国家与社会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梁中堂：新中国成立后，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婴幼儿的死亡率被大幅度降低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妇幼生产的卫生条件很差，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出来，那时候的妇女生育是没有科学与卫生可讲的，尤其是在农村，往往就是年龄大的去帮助年轻的接生。而且，婴儿出生后的医疗卫生环境也不好，没有相应的疫苗，脊髓灰质炎、天花等婴幼儿传染病的传播率很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了那时期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也就是说，每一千个被生下来的孩子中，有两百个左右不满周岁就死亡了;还有许多孩子，还没被接生，就胎死腹中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二十年内，国家在妇幼卫生条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开发疫苗、发展妇幼医学，所以婴儿死亡率很快就降低了。最近两年，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可以说很大程度提高了人均预期寿命。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我国各地的卫生部门，都在发展和提高整体的医疗水平。改革开放前，一座小县城可能只有一个县人民医院，但是现在，大大小小的医院、科室都发展起来了，对许多疑难杂症的研究和攻克也一直在进行，等于说不只是妇女幼儿，国民中的其他人群，比如中老年人的健康也得到了更多的照顾。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是有质的提升的，那么相应的，人均预期寿命自然会提高。

要想继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在2035年达到80岁，自然是要继续发展医疗，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新京报：我国有许多被评选出来的“长寿之乡”，比如澄迈县、都江堰市等，相当一部分“长寿之乡”并不在经济发达地区，这意味着什么?

梁中堂：一个国家的整体人均预期寿命，和各地区乃至个人的预期寿命要分开来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全部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一定与经济发展、医疗条件分不开;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他的具体的生活方式、生活生态环境都可能会对他的寿命产生影响。所以说，一些经济一般但生态好的地区，也会出现长寿人群。当然，不论如何，要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在发展经济与医疗的同时，也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对“老年”的认识需要更新

新京报：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稳步提升，是否会进一步带来老龄化的担忧呢?

梁中堂：我个人的意见是，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的35岁发展到现在的将近80岁，这是良性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老龄化是个伪命题，担心老龄化也是没有必要的。

新京报：许多针对老龄化的担忧，是建立在对养老和医疗财政负担的担忧上的，你怎么看待这些担忧呢?

梁中堂：首先，要厘清“老人”与“退休”的概念。在大众观念里，一个老人，尤其是退休老人，往往就不生产、不创造财富了。这个说法，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是对的——一个体弱而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往往只能躺在床上靠子孙后代养活，不再生产和创造财富。相应的，就会有矛盾和冲突产生。

但实际上，现代老年群体的创造力、活力依然是比较充沛的。我今年七十五了，退休十几年来，每天的工作时间比过去在职时还多，我并没有感觉我的工作活力有太多下降。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位躺在医院里的老人，只要他的养老金账户还有钱，那么他实际上就还是在参与社会生产，他还在支撑着医护人员的工资。而且他的养老金账户是他多年来的积累，这个账户本身也在为国家创造财富。

其实，除了部分工种有明确的退休界限外，我国许多老人，即使过了60岁，也依然在打工、做生意、做农活，或是帮子女带孙辈。

新京报：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出现，会不会带来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高龄老人群体还有可能面临什么现实问题?

梁中堂：医疗资源短缺与否，也是因地区而异的。在大城市，老年人对医疗的需求相对可以被满足。但在广大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老年群体可用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显然要少一些。我曾经看到一个数据，说全国各地每天有几十万人进北京看病，人们去哪里看病，把钱花在哪里，哪里的医疗发展就会更快。更何况，我们的国家财政也总是在大城市的医疗方面投入更多。现在，北京、上海都有几十家三甲医院，而一个中西部的小县城，虽然较之以往已经大力发展了医疗，但最多不过一座县人民医院、一座中医院，所能看的疾病也往往都很有限。

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应该多把注意力放在农村老人群体身上，他们不仅面临着医疗资源的短缺问题，在精神陪伴上也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后代大多都进城了，导致他们成为留守老人。他们虽然寿命相较过去得到了一定延长，但精神状态可能面临新的问题。

我想，医疗短缺的问题尚且有一定的解决办法，比方说通过资源倾斜，或者开放市场，让市场来调配资源，给农村人群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但是农村老人在精神方面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难题。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

梁中堂：我觉得，这个难题是社会发展过渡期会发生的情况，我们能做的还是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等到社会变得更开放、社会生产力更高的时候，许多问题可能就解决了。

新京报：人口学界是否有讨论过人类寿命的上限?你认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提升还有多少空间?

梁中堂：不同时期，我们所认知的寿命上限肯定是不同的。过去我们讲七十岁是古来稀，现在看来，七十岁太普遍了。那么未来的一两百年、三五百年，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还能上升多少，我们现在也猜想不到，只能说，上升空间还是很多的。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