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欧美日等国劳动力市场变化轨迹来看，有一点不同于以往经济衰退——那就是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衰退”现象。之所以要强调“女性衰退”，是因为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劳动力市场上往往是男性首当其冲，而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反而是女性就业遭受更大打击，而且这一现象在有孩子的女性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相较于“男性衰退”，“女性衰退”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劳动力缺口可能更为长期化。究其原因：一方面，女性更多分布于服务业，而服务业恰恰在此次新冠疫情中遭受重创，由此抑制了对女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大量学校、托育机构的关停及相应家庭事务的拖累又大幅限制了女性劳动力的供给。两者相较，劳动力的供给因素更为严峻，且有长期化趋势。

一、欧美日等国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出的“女性衰退”现象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除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幼机构、中小学等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码。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另外，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2023年1月8日起，新冠病毒感染开始正式实施“乙类乙管”，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相应的总体方案也对新冠病毒感染的诊断标准、诊疗方式和出院标准等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其中包括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和不再划分风险区域等内容。这些举措都标志着中国防疫措施的重大转变，在这一转折时点上，欧美等国在走出疫情过程中的表现对于我国下一步的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欧美日等国劳动力市场变化轨迹中，有一点尤其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此次新冠疫情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衰退”现象。之所以要强调“女性衰退”，是因为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劳动力市场上往往是男性首当其冲，而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反而是女性就业遭受更大打击，而且这一现象在有孩子的女性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以美国数据为例，如果比较2008年金融危机和此次新冠疫情，会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各类家庭中女性就业降幅都要远低于男性，对于“有孩且单身”就业者，男性和女性就业率降幅分别是6.1和2.7个百分点。对于“有孩且已婚”就业者，男性就业下降2.4个百分点，而女性在衰退期就业率反而是上升的。反观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在美国防疫措施最为严格的时期（2020年3-5月），同样是“有孩且单身”就业者，女性就业率降幅比男性高出5.5个百分点，而对于“有孩且已婚”就业者，女性就业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大幅下降13个百分点，远高于男性就业率降幅（8.5个百分点）。而且“女性衰退”不仅发生在美国，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日本，疫情同样对有孩子的已婚女性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影响，表现为疫情期间已婚且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就业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是无子女已婚女性就业率下降幅度的4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即便在学校复课后，仍有不少女性依旧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些数据都表明，“女性衰退”现象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应当引起特别注意。

二、造成“女性衰退”的原因：供需皆有，供给更甚

为了区分于以往男性在就业市场受到更大冲击这一特征，有学者将此次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女性衰退命名为“shecession”（以往的经济衰退也被称为“mancession”或“hecession”），以此突出给女性造成的额外冲击。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这次不一样”的现象呢？可以结合女性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特点进行理解。

在劳动需求方面，女性往往更多分布于面对面接触更多的服务业，而男性更多分布于与人接触较少的制造业。例如在美国，疫情暴发前（2020年1月）有超过七成的女性在社交距离较近且无法居家办公的行业（如餐饮服务和医疗保健等）工作。一般而言，经济衰退会首先反映在制造业——一旦经济走弱，生产、出口等各方面指标会很快应声下降，从而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用工需求、导致工人失业。但新冠疫情有别于以往衰退的重要一点在于，经济活动受到病毒感染风险的极大制约，这对于服务业，尤其是高接触类服务业（如餐饮和住宿等行业）冲击最大，因此女性失业的比例更高。而且与此同时，即便是在男性就业占比较高的行业中，女性也承担了更多的失业。导致女性失业更为严重的原因是，在男性占主导的行业中，女性在企业高层就职的比例往往也比较低，因此在衰退中遭到辞退的概率也更大。比如美国零售业中的男女就业占比基本持平，但在疫情初期零售业中的女性失业却占到了整个行业失业的3/4，而在商业和专业服务业中女性的就业占比不到一半，但疫情中女性的失业比例却达到了50%以上。这些数据都是女性就业受到需求面因素额外冲击的证据。

在劳动供给方面，女性的劳动供给弹性更大、就业形式更加灵活（比如低技能女性劳动力可能会选择家政钟点工等职业）。以往经济衰退中一旦家中男性遭遇失业打击，女性往往可以迅速“顶上”，以达到平滑家庭收入的目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会看到女性就业率不降反升。但此次则不同，疫情期间大量学校、托育机构的关停、家政及配送等服务的受限以及照料家庭需求的增加，都使得女性劳动供给被大大制约。以近期疫情颇为严重的北京为例，绝大部分的托育、学校都暂停了线下授课，以及大量感染病例使得居家比例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外卖配送能力远不能满足当前需求，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家庭事务大幅增加，并且由于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的惯性，这些额外的负担很大程度上会落在女性身上。而且这种家庭照料责任的拖累对于高技能女性同样存在，比如在美国科研工作者疫情期间的工作时间也遭到了负面冲击，且女性的工作时间下降更多。此外，在中国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隔代照料，即很多家庭都是由老人帮忙照料年幼的孩子的，而一旦家中老人被感染，也会进一步加重女性的家庭事务负担。

三、“女性衰退”带来的中长期后果

虽然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各项经济活动正在有序恢复，但“女性衰退”现象仍然存在着长期化的可能。从需求面来看，一方面，疫情可能会驱动企业在自动化方面的投资，从而加速自动化替代劳动力的进程。比如对于一些高接触的服务行业来说，疫情会促使更多企业使用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等方式替代工人，以减少公共卫生危机或类似的“黑天鹅”事件再次发生带来的影响，从而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疫情过后居家办公的工作模式可能会得以保留，这虽然增加了工作时间和地点的灵活性，但由于居家工作难以监督的特点，加之往往面临更多照料家庭的任务，女性可能会在居家办公中受到更多的歧视。从供给面来看，疫情也会引发家庭内部对于劳动供给模式的重新评估，家庭分工模式的惯性则会进一步拖累女性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但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面因素占主导，“女性衰退”的长期化都将给女性带来负面影响，女性劳动力长期脱离工作岗位会导致技能丧失，不仅使得女性重返就业岗位更加困难，也会使得女性在求职和工资待遇等方面陷入劣势，进而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和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

“女性衰退”现象说明疫情是一次对于女性就业的独特冲击，而这一独特冲击也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在过去以“男性衰退”为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经济衰退中，女性劳动供给的灵活调整使得经济中不会存在很大的劳动力缺口。从美国的历史数据来看，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是宏观经济周期的稳定器，因此女性就业也被一些研究认为是促成“大缓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自九十年代开始，女性劳动参与率增长的放缓则被认为是导致每次经济衰退后，劳动力市场指标恢复相对迟缓的“失业式复苏”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此次则不同，由于女性遭受更大幅度的就业冲击，劳动力缺口更加难以恢复，甚至可能随着“女性衰退”的长期化而长期存在。以美国数据为例，疫情过后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位空缺率与失业率之比一度超过2，达到了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而疫情发生之前的最高值仅为1.3，而且这样的“用工荒”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说明企业面临着一定的劳动缺口和高昂的用工成本，也是高通胀的一个驱动因素，其中女性就业恢复迟缓是劳动力市场紧张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随着女性增加劳动供给的这一家庭收入“保险机制”在疫情中失效，经济中的家庭收入将受到更大打击，这也将减少消费、储蓄和投资，从而进一步拖累经济的复苏。

此前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关注大多聚焦在年轻人高企的失业率问题上，但相比于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女性面临的就业打击可能会更为长期。从成因上看，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如就业摩擦较大和“慢就业”问题）主要源于疫情期间经济活动的放缓，这一点有望随着疫情后经济的复苏而得以改善。但女性面临的就业问题可能更为严峻，以日本的经验为例，即便在学校复课后，仍有不少女性未能回到劳动力市场，这一点与家庭内部分工的延续性有关。除此之外，考虑到疫情之后居家办公仍会延续一段时间，企业预期到女性员工面临的诸多家庭事务负担，也可能更加不愿意招聘女性员工，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女性衰退”问题趋于长期化。因此，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政策同样应当对女性劳动力群体给予更多关注。

四、缓解“女性衰退”的政策建议

在“女性衰退”的背景下，政策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力呢？有部分发达国家（如英国、荷兰和丹麦等）的女性就业率在疫情期间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对于女性的支持政策是背后的关键。这些政策包括对女性密集就业行业的企业提供补贴或者税收减免，以及对于母亲照料未成年子女的花销进行相应的补贴。

对于中国来说，相关政策同样应当从劳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入手，着力改善女性在疫情中受到额外冲击的现状，使得就业市场更加平等、包容。在需求侧，可以参考部分发达国家的做法，加强对以女性为主的行业支持力度，比如对女性就业占比较高的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信贷支持，以缓解疫情对女性劳动需求带来的冲击；应当引导企业关心员工。疫情客观上使得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更需要照料家庭，也在主观上使得员工更加重视家庭，雇主对此应该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尽量满足员工诉求，这既是出于对员工的关心，也将有利于企业的正常运转；同时应当规范居家办公的相关制度，避免针对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在供给侧，制约女性劳动供给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学校、托育机构以及工作场所关闭导致家庭事务对女性参与工作的拖累。短期内，要改变家庭内部分工模式的难度较大，因此政策可以着力于解决女性参与劳动的后顾之忧，尽量保障学校、托育机构的有序运营，尽可能地将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同时，为了保障女性失业期间的生活，应当建立更加包容的保障制度，将非正规就业人员和流动工人等女性占比较高的劳动者群体进一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避免长期失业的技能丧失导致女性重返劳动力市场困难，应当着力为失业女性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服务，助力其通过转职转岗实现再就业。针对“女性衰退”中家庭收入受到更大冲击的问题，政府应当进一步通过发放消费券或补贴等方式，减轻失业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同时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