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到2035年我国实现远景目标之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将超过4.1亿，从2021年占总人口的18.9%快速提升至28.4%左右，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60后”已陆续进入退休阶段，引发退休潮。岁月如梭，“60后”退休潮到来会产生哪些影响？在退休者日渐增多的老龄化时代，如何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一起来看《人民论坛》最新文章。

“60后”退休潮到来会产生哪些影响？

从人口这一宏观的视角来看，2020年—2030年的十年正是我国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期的十年。“60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批人，特别是1962年—1970年的八年间净增人口1.57亿，使得这一队列人群在我国的人口构成中始终具有突出的影响作用。把“60后”的人生轨迹与国家的发展脉络相对应，则会发现该人群在数量上的显著特点对我国劳动力规模和比例的变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60后”出生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刚好是“60后”逐渐满18岁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的时期。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60后”的劳动就业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这四十多年里，劳动力数量优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我国在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力之一，而“60后”所处的年龄阶段使之必然成为这一时期劳动力的主力军。除数量优势之外，与“40后”甚至“50后”相比，“60后”在成长初期获得的物质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水平和教育资源都更好，他们之中接受过高中甚至大学教育的人数和比例更高、健康水平也有明显的提升。

“60后”队列人口以“波峰”状态进入退休期，意味着退休潮的到来。根据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的估计，从2022年开始的未来十五年，我国每年会有超过2000万人退休，与每年新增的1700万—1800万潜在劳动力相比，将每年减少300万—500万劳动年龄人口。因此，1963年—1974年出生高峰期人群退休潮的到来，将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的转变，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退休潮对劳动力资源、养老金体系等将造成不小的冲击。

事实上，2010年前后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达到峰值，而“十四五”期间总人口将进入负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退休潮 到来无疑会加速削减劳动力数量。同时，若以退休作为是否参与经济劳动的分界点，那么“60后”由在职劳动者向退休者身份的转变就意味着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量大幅增加，家庭和社会的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在人口队列效应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低生育水平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在20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 化社会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总人口的13.5%，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水平。未来十年，大量“60后”逐渐退休不但会迅速推高老龄化程度，更重要的是其对赡养者与被赡养者结构的进一步改变，将使得我国的人口发展和经济增长将面临新的格局。

类似于“60后”出生高峰形成的“婴儿潮”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婴儿潮”进入老年期所引发的一系列影响在这些国家也已显现。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是指出生于1946年—1964年间的人口，由于该时期出生的人数超过7500万人而使得他们对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按照美国65岁的老年人起始年龄标准，这批“婴儿潮”大概在2010年—2030年期间进入老年阶段，由以往的在职劳动者转变为退休者，对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体系难以避免地形成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采取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鼓励老年人以多种方式贡献力量等政策措施来应对“婴儿潮”的养老问题。

“60后”的成长轨迹特点与老年期考验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60后”的养老问题，会发现这一批人在生命早期所经历的出生、成长过程具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征，塑造了“60后”的独特特征。仅从教育、婚姻家庭、劳动就业这些大的事件来观察，与之前的人口相比，“60后”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更晚的婚育时间、更少的子女数、更小的家庭规 模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的中坚力量，“60后”既是经济腾飞的贡献者，也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下个人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了较大提升的受益者。

与之前的队列相比，“60后”的一些重要生命事件在发生的时间点与时长上有一定差异。202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8.2岁，未来还将逐渐延长，表明“60后”在60岁退休后平均养老期超过18年，在逐渐延长的生命历程中，应充分做好更长养老期的经济、健康等方面准备。从子女数量来看，受生育政策的影响，“60后”中的很多人特别是城镇体制内人员以独生子女为主，家庭规模较“50后”等之前的人群更为小型化，以子女数量为重要基础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将面临现实冲击。

再从家庭生命周期来考察，由于受教育时间延长，“60后”的工作起始时间、婚育年龄通常比之前的人群相对延迟。在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若退休年龄不变，则“60后”在其一生的生命周期中，退休期变长而劳动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又由于婚育年龄相对推迟，过去人们通常在45岁—60岁阶段无子女养育负担，而“60后”在此阶段不仅可能有子女养育负担，而且用于个人养老经济储备等方面的时间也相应被延迟、压缩。“60后”的教育、就业、婚育、退休等重要生命事件的发生时间点或时长都与以往的人口队列有所差异，进而使得他们的老年期可能呈现新的特点和需求。

基于对“60后”基本生命历程的大致分解，在未来相对更长的养老期里，他们独居可能性会更高，在生活照料、缓解孤独、情感慰藉方面的需求将逐渐随着年龄增长凸显出来。特别是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而又在退休前未做充分经济积累的“60后”来说，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和家庭养老风险应对能力的增强是关系到他们退休后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但“60后”的生命历程也表明，整体上他们所具备的良好教育背景、经济财富和健康基础，以及近年来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无疑都为他们的养老生活提供了巨大帮助，为他们构建多元化、高质量的老年生活方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退休潮现象探究退休行为的影响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大量“60后”进入法定退休年龄造成退休潮，不仅会削减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也会在短期内加重养老负担。对于个人来说，退休后经济收入相对于在职收入的减少也会凸显退休年龄的重要性，因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作为一项重要的应对措施，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退休作为制度约束与个人选择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既反映了退休制度对个人是否退休、何时退休等基本问题具有强有力的制约力，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体现出个人的意愿选择，如个人可能基于健康状况而作出提前退休的选择。人们关于是否退休、何时退休等问题的抉择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退休政策、养老金保障程度、健康状况、收入水平、家庭成员等。本文着重从退休政策、养老金保障来探讨退休行为背后的因素。

退休政策是影响人们退休的决定性因素。“60后”陆续进入退休的时期，也正是我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从提出到逐渐推进的时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近些年来退休政策的发展方向日渐明晰。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2021年延迟退休正式进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指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2年初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再次提到“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根据《建议》，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要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采取渐进式改革，用较小幅度逐步落实到位。每年延迟几个月或每几个月延迟1个月，节奏总体平缓。延迟退休不会搞“一刀切”，不是规定每个人必须达到延迟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而是要体现一定弹性，增加个人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空间。延迟退休不是“齐步走”，而是要与现行退休政策平稳衔接。实施延迟退休改革要区分不同群体，兼顾个人意愿与国家需要、兼顾代际和代内不同利益群体、兼顾不同类型人员的特点等。由此可见，尽管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我国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主要举措，但其实施过程则体现出渐进性、弹性和差异性。在未来十年内，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政策对于短期内大量劳动人口退出劳动领域会产生一定的缓冲效应，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甚至逆转退休潮趋势发展。

一方面，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退休潮带来的劳动力快速减少等现实，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举措势在必行。另一方面，随着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等因素，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延迟退休甚至希望提前退休。如何既契合不同人群的差异性需求，又充分挖掘我国老龄人力资源优势，是我国迎来退休潮过程中寻求积极有效应对之策应关注的重要议题。

如何开发退休潮时代的老龄人力资源？

随着“60后”进入退休阶段而引致退休潮，要结合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总体定位和基本方向，采取积极而综合的应对策略，充分开发或激活我国巨大的老龄人力资源，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在细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的基础上切实减少非合理性提前退休仍十分必要。尽管长期以来，提前退休并不少见，但在中度老龄化社会，保证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避免非合理性提前退出就业岗位的意义更为突出。这既有赖于产业发展等基础性条件对劳动力特别是年长劳动力的充分吸纳，避免就业过程中的年龄偏见和歧视，通过激励性措施鼓励年长劳动者参与劳动。同时，要对非合理性提前退休采取有效的制约措施，对此有必要对有较强提前退休意愿的群体开展深入研究，寻求影响其早退休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消除障碍性因素，增强按法定年龄退休甚至延迟退休的意愿。考虑到我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进程是一个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渐进过程，这对于“60后”这一在未来八年内就将基本完全进入退休阶段的群体来说影响并不会很广泛，减少非合理性提前退休更为现实。

其次，切实重视老年人在非正式劳动领域的贡献行为和价值。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不能仅局限于正式的劳动就业领域，还有大量的非正式劳动领域同样蕴含经济和社会价值，也是老年人价值的积极体现。有生产力的老龄化的范畴主要包括经济生产、家庭照料、志愿服务和终身学习等方面。在国内外已经退休又再次就业或从事兼职的老年人不胜枚举。我国老年人在家庭中对配偶、子女、孙子女等家庭成员的照料支持、家务帮助等作用不容小觑。老年志愿者也将是老龄化社会中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不同类型的老有所为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是家庭和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力量。而推进老有所为则需要消除对老年人的偏见甚至歧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在政策制度和实践中拓展老年人参与的机会与途径。对于老年人提供的照顾孙子女等家庭内贡献行为，在政策方面可借鉴国际社会普遍经验，推行鼓励和支持祖父母照顾的政策，如通过经济补贴、“喘息服务”、员工支持等政策和项目对照顾家人的老人提供切实的福利和帮助。

最后，把老年人自身的能力提升与营造年龄友好社会环境结合起来，促进老年人的积极融入和价值实现。“60后”群体所处的老年阶段是一个信息化、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科技与信息的飞跃式发展很容易使大量处于退休期的老年人被边缘化、隔离化。如果不消除老年人与中青年人之间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技能鸿沟等，则不利于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参与社会发展。消弭这些鸿沟的根本方法是通过个人、家庭、社区、政府、社会等各界力量，构建一个年龄友好的数字环境、学习环境，促进老年人跟上数字社会的发展。比如，通过互联网使用技术培训、增加互联网接触消除老年人对新技术的畏惧和陌生感，提高老年人互联网学习能力，提高数字素养，帮助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和新技术实现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志愿服务甚至劳动就业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参与。而政府、市场和社会应充分重视渗透在各个领域的老年产品、设施设备、居所环境的适老化问题，开发设计适合老年群体消费需求和使用偏好的产品，以保持老年人的独立自主性，促使老年人积极融入家庭和社会发展。积极而综合的应对战略还体现在发展终身教育，利用便利的互联网教育、远程教育来拓展老年人学习、教育的渠道。以“6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老年人将不仅仅满足于传统课堂知识的传授，在信息便捷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他们将更注重个人内在需求，对知识信息的传播内容、传播途径提出更高要求。

“60后”引发的退休潮只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中的典型现象之一。这一现象背后的含义集中体现为对每一个不同的老年群体、每一个老年人都应持更客观而全面的认识，传统社会中相对整齐划一的老年人形象、地位、价值在迅速变迁的信息化时代已经受到冲击。因而，对于我国正大力实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一高屋建瓴的系统工程，树立积极老龄观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从老年人本人到家庭、政府、社会都秉持老年人是有价值和潜力的观念，才能积极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孙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