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国城镇化规划尚未出台，但各地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提前卡位，做起了金融支持城镇化的试验。近期，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高层也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城镇化的期待。
新型城镇化，被一遍遍问起的是，钱从何而来?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量化城镇化所需要的资金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估计，中国未来的城市化会拉动50万亿元规模的投资需求。
算法很简单，一个农民在城市里要安顿下来，大概最少需要12万元。目前已经有两亿多农民在城里面，还有一亿多到两亿要转移进来，也即客观存在总额40万亿~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城镇化所需资金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实体经济的主要融资来源，商业银行注定将成为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地。事实上，截至去年末，全国人民币贷款余额约63万亿元，50万亿元的资金需求，也是银行绝对无法忽视的大蛋糕。
近期，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高层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城镇化的期待。建行行长张建国就表示，国家的城镇化政策，对建行来说是新的业务增长点，带来新的商机。农行行长张云则称，城镇化的过程会增加农行的业务需求，是农行的战略机遇期。
在政策层面，尽管全国城镇化规划尚未出台，但各地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提前卡位，做起了金融支持城镇化的试验。
推出新居贷产品
获得农行10万元贷款之后，山东寿光农民王淮(化名)终于住进了新楼房。但王淮所支付的购房款，大大低于周边房屋的均价。其原因在于王淮的房屋是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安置房。
《土地法》规定，农村宅基地属“农民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处置权。《担保法》也规定，农村宅基地不可作为抵押物。因此，一直以来，农民最值钱的财产——房屋无法办理抵押。王淮的安置房属于小产权房的范畴，亦无法抵押。
然而，农行为何敢给王淮放贷款，风险又如何控制?
说起这点，还要从山东寿光的农村社区化建设开始。寿光市对农村社区布局进行了统一规划，采取“多村一社区”模式，即半径2公里左右区域内5至6个村、1000至2000户组成一个社区。
农村社区化带来了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寿光抓住国家土地增减挂钩试点的机遇，按照每节余1亩建设用地指标，市财政进行一定补助的办法，引导村庄整体拆迁建设新社区。
在此过程中，农行寿光分行推出了“新居贷”产品，即向参与农村新居建设工程的农民发放用于购房的农户贷款，期限3年，额度10万元。
农行寿光支行行长王会堂表示，安置房属于小产权房，无法在银行进行抵押。新居贷本质上还是一种信用贷款。而银行控制风险的办法是，紧紧依靠村委会，成立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村委会要组织农户报名，还要按贷款额的3%~5%缴纳风险补偿金。”
“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是存入专户、严格监管。其实，同村的农户之间信息透明，风险是可控的。”王会堂表示，即使最后连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也无法偿还的话，还可以在村的范围内拍卖房屋。
截至目前，农行寿光市支行已向16个社区的606个农户提供了购房资金支持，共投放“新居贷”7522万元。其实不单单在寿光，这种新居贷的产品在山东诸城等地也已经开始出现。
“一镇一策”
农村社区化，农民获得新居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就业。
据了解，对于新型城镇化，主管部门已经明确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的具体思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其中的重要抓手。今后，为了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工信部将大力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中心镇集聚。
山东诸城的做法，已初步具备了上述思路。山东诸城，水貂养殖业发达，但一直面临资金缺口大的实际困难。对于银行来说，办理贷款需要抵押物，水貂养殖户拥有众多的水貂，但其价值难以评估，无法进行抵押。
这种情况下，当地银行业从水貂养殖合作社入手。例如，诸城农行提出“水貂联盟+农户”的贷款模式，将原来对单个农户的支持，改为批量化对整个水貂养殖合作社的支持，通过农户联保的方式控制风险，同时也支持了农民就业。
从全国范围来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突破口，切入农村市场的做法在全国已普及开来。例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专门研发合作社贷款系列产品，最高授信额度可达300万元。
而在工业比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农民获得新居之后，解决就业的问题，则更多地依靠工业。
“以苏州为例，当地大型工业企业众多，工业企业需要用地。”一位苏州银行业人士称，而很多农民又居住在工业园区附近。拆迁之后，农民获得安置房的同时，也有机会就近进入企业工作。这样一来，农村地区就实现城市化，农民也完全市民化了。
农行江苏省分行农村产业金融部副总经理林燕媚还称，针对江苏省城镇化的需要，农行提出“一镇一策”战略，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就近解决农民就业。
举例而言，基于江苏拥有昆山周庄、同里古镇等历史文化名镇，农行支持当地城镇化的切入口是扶持旅游景区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吴江盛泽镇丝绸业比较发达，则通过重点支持当地丝绸市场，为商户提供信贷。事实上，在此之前，这些商户大多是当地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