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代出生，独享阖家宠爱的独生子女们，终于快到了要供养父母的时候了。

25岁的李曼设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一套能容纳自己和父母的房子，房子周边必须配套三甲医院（最好十分钟之内能到达），浴室要有防滑垫，淋浴房要有老年人专用的扶手……

在“一家三口”的家庭结构里，李曼清楚地知道，自己像是父母手里的风筝线，终归有着很深的羁绊，难以割舍。

孤独

五一假期一个悠闲的午后，电话铃突然响起。电话那头，李曼的母亲急促又慌张：你快过来，我被车撞了。看到倒地的母亲意识清醒，只是腿部骨折了，她长舒了一口气，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车祸现场围了很多人，但谁都指望不上。父亲是远洋渔船上的一名技工，常年在海上漂泊，除了禁渔期的两个月，大多时候家里只有李曼和母亲一起生活。

“真的太孤独了。”孤军奋战让李曼倍感委屈。

李曼在广州读商科，毕业时同学们都涌进一线城市的大企业。李曼也心动过，但父母的衰老一点点地展现在她面前。一切以就近为原则。李曼选了离家车程不到4个小时的城市，进了一家比大厂年薪少10万的事业单位。

她羡慕有姐姐照顾家里的同学，可以远离家乡外出闯荡。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图为湖北宜昌市街头，一位父亲带着孩子从计划生育广告前经过。

羁绊

只能靠自己。

在医院陪护的日子，李曼知道，父母的养老早就和自己未来的人生挂上了钩。父母会在不经意间提及，“我们未来就要靠你了”“我们没有别的期望，只想把你抚养成人”……临近毕业，父母还是会再次提醒她择业要离家近，回到家乡来。

在家庭内部，父亲挣钱养家，母亲则负责李曼的生活、学习。高中时，她去外地上学，母亲也跟去了，租了个房子陪读。那时候，母亲的喜怒哀乐都与李曼有关——她成绩差了，母亲会自责没做好；她不开心了，母亲也会跟着难过。

读大学时，李曼选了外省的一所大学，她是宿舍里唯一的独生女，也是唯一一个每天会跟母亲通电话、分享日常的姑娘。那时的她觉得这是父母跟自己关系好的体现，可现在想来，李曼觉得是被迫接受这种绑定的。

这种绑定是良性的吗？在新西兰的陈凯也说不好。在海外生活近11年，陈凯保留着每天跟父母电话聊天的习惯。

三年前，为了照顾父母的养老问题，陈凯尝试着把二老接到新西兰定居。但在异国，语言不通、环境不同的障碍总会让老两口的正常生活卡壳。超市付账遇到故障却因语言问题难以沟通解决；去医院时除了面对高昂的医药费，偶尔还会出现因表达不清而难以确诊的状况。

老两口在新西兰呆了一年就提出要回国，理由是：在异国他乡，长期不跟人交流，没有自己的生活，人都快傻了。自此陈凯只能往返两地探望父母。

回国不是件容易的事。陈凯算了笔账，过去的几年里他攒下来的年假有45天，如果要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来回路程加上隔离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且有感染风险。

出国是父母极力支持的，但最近几年，父亲的想法变了。母亲在电话里告诉陈凯，父亲住院时总念叨，早知道现在回国这么费劲当初就不该让儿子出国。迈入50岁后，他开始羡慕那些有孩子陪在身边的同龄人。陈凯陷入自责。

陈凯能感觉到，父母对他回国充满期待。“人在海外面临的困境就是要么现在回乡，要么在不得已时回去。”32岁的陈凯无奈地说。

2021年4月，在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道晚霞彩带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带领老年做保健操。

反向依赖

有媒体指出，独生一代现象强化了“亲子一体化”心理。由于只有一个孩子，过度的“爱”导致父母对子女产生了“反向依赖心理”——如果子女不依赖他们，他们就感到失落。

临近毕业的那段时间，高雯发现母亲好像“变本加厉”了。一群同学外出吃饭到晚上10点，母亲会每隔半小时来通电话，询问自己在哪里、做什么。

不在父母身边时，母亲对她的掌控欲总表现得很强。高雯也很苦恼，她深感父母对唯一的孩子的过分关心可能会让孩子不太能适应，尤其在长大以后。她跟父母争取过自由，希望别再管这么多，但没结果。

多数人都在努力与父母建立边界。李曼发现，母亲跟自己的边界感是从她工作后才逐渐建立的。母亲开始工作后，有了自己的社交圈，跟李曼通电话的频次减少了很多。在母亲的养老规划里，将来只有帮她带孩子，她去哪儿，母亲就跟着去哪儿。

可这种边界没有标准。李曼担心边界感强了会造成生疏，即便在父母需要她时，也不再开口。李曼觉得心酸，她把父母的手机买成跟自己同型号的，遇到不会操作的问题，李曼就录屏拍下来发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