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平台“九斗鱼”的“爆雷”推送。

“爆雷”是P2P行业里惯用的说法，一般指的是P2P平台因为逾期兑付或经营不善问题，未能偿付投资人本金利息，而出现的平台停业、清盘、法人跑路、平台失联、倒闭等问题。

把投资“爆雷”的事情跟家里人坦白，孙丽万万不敢。“我丈夫脾气不太好，怕他知道后会做出格的事。”为了能够瞒住家人，孙丽逃到北京。在北京的三年里，她当过宾馆前台，做过小时工，在展览馆干过清理卫生的“主任”，现在在一家医疗用品店打工。

三年后，孙丽语气平淡地对记者说：“这件事能瞒多久是多久，钱都损失了，不能再损失了家庭。”

看到P2P 感觉遇到了新风口在招手

年近半百的孙丽，在碰到P2P之前，她是当地一家小工厂的负责人。在工厂，孙丽也要自己上手干活，“最多的时候我自己一天要处理一百多件商品，”回忆起那段正常生活的日子，孙丽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怀念，“当时手下大约有七八个人，日子不说过得多么好，虽然工作累点，但也算衣食无忧。”

深知挣钱不易的孙丽每花一分钱都精打细算，但她从没想到过，自己积攒的大半辈子“劳动成果”，竟在三年内被一次“爆雷”炸得一干二净。

“第一次接触到P2P是2016年左右，当时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有好多P2P的广告。”孙丽说，当时小镇上会使用手机和计算机的人不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P2P也是少数人的“特权”，大多数人还是被传销与资金盘等低级骗术骗得倾家荡产。“其实那些东西我都能分辨出来，我不会投资的。”至于为什么会投资P2P，她觉得自己聪明，能很轻易地分辨出那些低级骗术，不可能会被骗。其次，她觉得P2P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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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范风险，孙丽还把自己的资产分成多份，分别购买其它几家P2P平台的产品。但事实证明，她买的“鸡蛋”其实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在不明真相的孙丽看来，P2P在她眼中如同一个新风口在向她招手。

平台“爆雷”无奈北漂

关闭工厂后让孙丽感到庆幸的是，家人并没有怀疑。解决了工厂的问题后，孙丽又编了一个理由从家火速到了北京，因为她总觉得在家越久越容易露馅，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去北京报案。

去北京前，孙丽加了好几个“难友”交流群。孙丽在群里坚定地表示要去北京打探平台的情况，她虽然觉得平台“爆雷”了，但是平台背后的集团还有经济实力对她进行赔付。于是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孙丽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2018年下半年，孙丽来到北京，刚下火车的第一件事，她就找到了派出所报案。“听说报案才能把钱要回来，不报案不能分钱。”在走完一系列报案程序后，从派出所出来的她站在路上才真正开始考虑如何在北京生存下去。

“第一份工作我是在路边贴的小广告上看到的，有个宾馆招聘前台，我就打电话了。”上一天一宿，休一天一宿，包吃住，一个月工资最高能开到2800元。这些条件中最让她心动的是包住，对第一次来北京打工的孙丽来说，有个落脚地就能慢慢在北京站住脚，但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也宾馆的住宿条件。

一个7平米左右的屋子，屋内堆满了宾馆的杂物，紧靠角落有一个上下铺，这就是孙丽的宿舍。面对这样的环境，孙丽依旧把床铺整理得干干净净。但就在第二天，她就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一些黑色的动物爪印，这在白色床单上面显得特别扎眼。虽然害怕，那时候孙丽更多的是无奈，“两千多挣的也少，也不敢想租房子”，因为经济上的窘迫，孙丽忍着住了下来。

就这样住了半年后，孙丽偶然从附近居民那里听说，她住的宿舍是之前的女厕所，“厕所都有下水道，就算改造之后，它也会反味。”让她觉得更严重的是，黄鼠狼会顺着下水道爬到宿舍中，她也终于知道了床上黑色爪印的来历，一种恶心的感觉瞬间就涌上了孙丽的心头。为了能继续住下去，孙丽把矿泉水瓶装满水，放在下水道上，堵上了管道，“从那之后就没有再发现过黑色爪印了。”

就在孙丽感觉日子稳定下来时，2019年3月28日下午，她在其它平台投资也“爆雷”了 。

“那天下午5点左右，我刚从圆明园做完兼职回宿舍，在地铁四号线上知道的这个消息，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紧接着，孙丽又补了一句，“在地铁上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在连续坐过两站后，孙丽在往回折返的地铁上又坐过了站，那时她才发觉自己陷入恍惚的时间太长了。在孙丽原本的打算中，这笔钱要帮孩子买房子，另外一些，想给家里老人养老，因为她没有社保，如果还能剩钱就准备留给自己养老。

在被问到为何没有提前把这笔钱转出来时，孙丽说第一次“爆雷”的时候觉得只是一家平台的倒闭，并没有想到整个P2P行业都在崩塌。

面对这样的情况，孙丽心灰意冷，可除了报案，孙丽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回这些钱。“我无能为力了，一开始我还经常关注平台的消息，到现在我已经不怎么看了。”来到北京后，孙丽眼前的生活压力开始覆盖“爆雷”的焦虑。

但现实生活没有同情孙丽，就在第二次“爆雷”过后，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宾馆的生意，孙丽失业了。

让孙丽感到欣慰的是，她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展览馆招聘主任的广告，月薪4000元还交社保，孙丽心动了。“毕竟曾经管理过小工厂，感觉自己还是有一定能力的。”等到了美术馆孙丽傻眼了，“当时应聘写的是招办公室主任，但事实上就是打扫卫生。”面对生活的窘迫，孙丽还是拿起了扫帚和拖把，“当时我已经没有钱了，也太想得到那份社保的保障了。”

由于展览馆一直在装修，每天清理卫生的任务就格外多。展览馆负一层到三层的卫生，以及厨房、卫生间、大厅的卫生，孙丽都打扫过。孙丽坚持到了试用期的第3个月底，让她感到寒心的是，对方当初答应她为她缴纳社保，但现在却以她年龄大无法办理社保为由，拒绝为她缴纳社保，这种情况下，感觉被骗的孙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在孙丽的回忆中，在做小时工的那3个月中，她体验到了久违的尊重与温暖。“我每天5点到7点去给一家人照看两个三年级的小孩，有时候他们父母回来晚了，我就多帮忙照看一会，我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对我非常满意。每次他们买了小吃，都会硬塞给我一份。”在遭受了困苦与欺难过后，这种被人尊重的温暖即便在大多数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却是孙丽北漂生活中最为感动的一段经历。

一次偶然，孙丽接触到了医疗产品的销售这个职业，“这个工作需要一定的电脑操作基础，还涉及到一些软件使用。”这让本就熟悉电脑的孙丽找到了一项自己适合的工作。难得的是，老板还为她缴纳了社保。在孙丽工作的店中，能够干干净净穿上白大褂，受到顾客的尊重，她觉得在北京也算是站住了脚。

陪家人“演戏” 自己扛下所有

在北京的三年中，孙丽只回过四次家，每次回家前，她都会担心家人会不会问起钱的事情。

由于家里亲人耳朵不好，为了表示孝心，也为了让家人觉得自己在北京过得不错，孙丽就买了一款26000元的助听器带回了家。这里面有她三年来积攒的18000元，剩下的8000元则是从老板那里预支的工资。孙丽自嘲地说，“其实来北京三年了，也就攒了个助听器。”每想到这里，孙丽只能把各种不易和委屈自我消化，“这种石头在心里压着的感觉，是很难受的。”她总觉得自己扛下这一切，就能让家人少受到伤害，“这辈子的积蓄都没了，我不想让家人承受这样的打击，这些苦我自己扛就够了。”

在谈到未来的期望时，孙丽思索了一会，“未来孩子结婚需要钱的时候，我能拿出一点钱来，这是我非常希望的；再就是我父亲年龄大了，我能给我父亲养老。能做到这两点，我就非常知足了。”对于她自己，孙丽完全没有考虑未来。

曾经，一位拥有同样遭遇的“难友”对孙丽说想不开，“不要有这种想法，”孙丽开导对方，“不是这个社会欺骗你，是我们自己没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