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双减已经实施百天有余了，这学期，估计每个父母和孩子，都感受到了双减的影响。

双减以来，网上有很多声音。

有人说，我们的双减政策，是对标芬兰，让孩子们少学多玩，少评价少测验，为的是减轻孩子压力，释放孩子创造性。

但也有一类声音说：宽松教育的苦果，日本早就替我们尝过了。

日本从大概 30 年前开始减负，实行宽松教育。结果导致日本孩子综合学习力大大下降：

在 2007 年的国际评估能力测试（PISA）中，日本孩子的数学，从 1999 年的第一名，跌到了第十名；科学从 1999 年的第一名，跌到第六名；阅读理解，则沦为垫底的第十五名。

有调查甚至说：日本每 4 个小学生中，就有 1 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

我一直觉得：脱离社会现状谈教育措施，是不严谨的。

单拿芬兰的「不竞争」和日本的「减负」来对标我们的双减，也是不客观的。

香港 now 新闻频道，就真实记录过芬兰、香港、上海 3 个小学生的一周生活。

3 个孩子，大概能让我们看到双减的实际意义，也能帮我们弄清：

孩子的童年，到底宽松些好，还是刻苦些更好？

香港、芬兰、上海三个小学生的一天

1. 香港：俊浩，9 岁

9 岁的俊浩，是香港一所小学 4 年级的学生。他每天的作息是这样的：

早上 6 点半起床，7 点左右出门上学。

下午 4:30 放学后，立刻去补习社做功课。

通常每天有 7—10 份功课，一般要做 3 个小时左右，晚上 7 点多才能回家。

晚上，如果功课完成不好，还要继续温习。

2. 上海：黄思毅，10 岁

10 岁的黄思毅是上海一所小学的四年级生。

她每天 7 点 10 分吃早餐，8 点前到校上课。一天大概有八节课，大多课程是中英数，体育每周上 3 次。

每天上学到下午 4:30，她由姥姥接回家，开始写作业。一般作业一小时能完成。

接着，思毅开始练琴。

8 点妈妈下班，帮她检查功课。晚上 9 点，思毅完成预习，开始准备洗漱睡觉。

3. 芬兰：Kaius，小四学生

Kaius 是芬兰一所小学的小四学生。

他的日程是这样的：每天 7 点半吃完早餐，自己去上学，下午 2 点半就放学了。

他有时会跟同学一起打游戏，能打上 2 个小时；有时会去学吉他、踢足球。

他的作业，半个小时就能完成。一般晚上 6:45 饭前半小时，爸爸陪他做功课。

接着一家人吃完饭。7:45 是亲子时光，全家一起玩游戏。

Kaius 家有一大橱子益智桌游。爸爸觉得，这些游戏，能锻炼 Kaius 的计算和空间能力，还能让他学习胜利和失败。

8:45，妈妈给 Kaius 读完睡前故事，他就睡觉了。

三个孩子，作息不同，上课方式也差异很大。

芬兰的冬天，气温基本都在零下，但天气再冷，孩子们会不会放过任意一个课间，他们会到户外奔跑、踢球、运动。

其中一个课间，孩子们足足玩了 40 分钟。

不光如此，芬兰孩子的课堂，也很随意，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上课，比如，坐在沙发上，或充气橡胶球上。

课堂内容，也很有创意。

Kaius 班级里就有一节综合课：为报纸专栏设计一个故事，可以是太空、人类，体育等各方面的。

Kaius 和同桌合作，一个设计封面，一个组织内容，合力完成了作业。

对比之下，上海孩子思毅和香港孩子俊浩的课堂，则显得单调多。

大多数时候，都是老师讲，他们记，还要辅助考试、练习。

三个孩子的日常让我们感慨：芬兰孩子真是太轻松了。

香港孩子赢在起跑线却输掉了学习兴趣

可虽然轻松，芬兰孩子的成绩却不拉胯：

在 2000 年和 2003 年的国际评估能力测试（PISA）中，芬兰和香港的孩子，都高居前排，有着不错的表现。

芬兰孩子在阅读上，还一直领先香港：

可这不相上下的成绩，香港孩子是用血、汗、泪堆积出的，而芬兰孩子，则用欢乐童年换来的。

芬兰孩子们每周学习时长，不能超过 35 小时，而香港孩子每周学习时长，则超过了 62 小时。

并且，香港孩子每天写作业的时间都超过一小时，高居世界第二。

在被问到「什么是好学生」「理想一天的日程」以及「理想是什么」时，三个孩子回答也大不相同：

香港孩子俊浩认为：好学生，就是仁爱，正义，谦诚，还要遵守家规。

谈及理想的一天，俊浩的日程是这样的：

7 点起床，8 点到 9 点玩，10 点看电视，下午 2 点到 6 点自由活动——里面没有功课，也没有任何跟学习相关的内容。

他的理想是：能读到第一志愿的中学，将来有机会考上大学。

上海孩子思毅：她认为成绩好，就是好学生。因为只有成绩好，长大才会有出息。

她理想的一天，有运动，有读书，有上学，还有练琴。

她说，只要不起那么早，课少点作业少点，就很开心了。

思毅的理想，是做一名护士，将来救死扶伤。

芬兰孩子 Kaius 特别喜欢上学，他觉得每节课都非常有趣。

他理想的一天跟现在差不多：上学时间短，和家人一起吃晚餐，然后玩足球和吉他。

他的理想是，做有趣的事，比如，当作家，写自己的故事。

3 个孩子，其实也代表了香港、上海、芬兰的大多数孩子状态，它让我们看到：

过高的压力，可能并不会让孩子爱上学习，就像香港多数孩子，赢在了起跑线，却输掉了学习兴趣。

一个全球性的研究也证实：香港孩子在巨大的压力下，学习动机，学习兴趣，以及自信心，都更逊色。

芬兰的模式不是普适的

看到这里，很多人一定会说，芬兰孩子既轻松，成绩也不错，真值得学习。

可事实上，芬兰孩子的快乐童年，是和他们的社会文化以及选拔体制息息相关的。

芬兰 97% 的孩子，都就读公立学校。学校差异很小，没名校概念，也不分精英班，孩子们没有升学压力。

老师和学校，则专注帮孩子发掘自己的专长和兴趣。

孩子们中学毕业后，不会一窝蜂奔着考大学去，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爱好，有的升入普通高中，有的走职业教育。

芬兰的职业教育体系成熟，还灵活，职普双轨互通，无论哪个体系的孩子，都有很大机会，继续读大学。

最重要的是，芬兰人认为：幸福生活不等于赚很多钱。幸福，是做自己喜欢的职业。

拿老师来说，它是芬兰最好的职业之一。

虽然老师工资只略高于平均水平，但老师的工作，有很大的自主性，并且，芬兰老师地位高，特别受尊重和信任。

可以说，芬兰不提倡孩子竞争，也是这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大环境造就的。

而对于资源不均衡的香港和上海来说，想实现这种状态，我们既要有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又要有观念的逐步改变，可能还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海，另一种可能性

2009 年，上海第一次参加国际评估能力测试（PISA），孩子们每科排名都是全球第一。

关于国际评估能力测试（PISA），我再给大家细说下：

它是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学生评价项目之一，每 3 年测评一次，重点考察孩子的数学、科学、阅读能力，了解孩子是否具备未来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

这个测评，国家、地区、省份都可以参加的。

2012 年，上海依然保持了这个数据：

这样的结果，跟上海孩子本身素质相关，也要得益于上海的「二期课改」。

上海的「二期课改」是从 2009 年开始的，当时的目标就是「减负增效」，具体有 3 个举措：

一，减去多余作业。

当时上海进行这样一项研究：他们把 200 多个孩子分为 2 组，一组不过多抄写作业，只默写；另一组大量反复抄写作业。

结果，两组孩子最终知识掌握率差不多。

既然孩子们减掉「无用功」也能取得好的成绩，那干嘛还要做无用功呢？

于是，他们就把这部分多余的作业减掉。

二，省下来的时间，让孩子自主学习。

孩子们多余作业没了，省下的时间，他们用来阅读，选择更多样实践活动。

上海某小学，每周五下午是没课的，孩子们可以参加各类社团：艺术、科学、烹饪、商店、消防员课程等，把课堂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

三，增加课堂重点，减负增效。

同时，老师们还加强教研学习，争取让孩子们在本节课，就掌握消化知识点，让课堂效率更高。

这样的举措，既不会让孩子有很大压力，同时又能调动孩子活力，还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的竞争力。

香港教育模式压力太大，容易让孩子丧失活力，照搬芬兰模式，又难免水土不服。

而上海模式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便不改变现有的选拔模式，孩子们也能既减负又出成绩的。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三个孩子，以及他们背后的教育模式让我们看到：

最好的教育，不是完全释放孩子天性，只给他们快乐；也不是抹杀孩子天性，把孩子逼成学习工具；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平衡孩子的天性和学习。

我想，双减的意义就在于此吧，它可能会有阵痛，但也可能带来成效，或好或坏，都是摸索前进的一部分。

内容来源 |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小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