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显示，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4.2%。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老龄社会”，超过20%为“超老龄社会”。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石，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0.88亿人、占比达7%，进入老龄化社会，随后逐渐加快，时隔21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这将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少子化、老龄化和低生育已成基本国情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作为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应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202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比为17.95%，比1982年下降15.65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除中国外）的27.2%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26.2%,比美国的18.4%还低。预计到2030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比将跌破15％，步入超少子化。
与此同时，老龄化在提速，预计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030年将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2050年将超过30%。而韩国2017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才达14%,进入老龄社会。
021年中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创建国以来最低出生水平，全年人口仅增加48万人，濒临负增长，预计2022年将进入负增长。当前，中国育龄妇女总量持续减少，尤其20～34岁育龄妇女急剧下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25年将比2015年减少26%。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之下，已有30年，2020年跌至1.3，低于1.5的警戒线，大大低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1.6的水平，表明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目前，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今后几年，印度人口总量就将超过中国。预计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在7亿人以下，未来中国人口将处于总量不足、结构严重失调态势，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这将严重削弱未来中国实力、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
无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崛起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在四分之一以上。
然而，由于少儿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总量，从而造成人口红利期缩短。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值后开始持续减少，2012年至202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0.43亿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2020年为63.4%、比2011年下降了6.4个百分点。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这是劳动力的主力军、生力军,是创新、创业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2020年后出现悬崖式急剧减少，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25年将比2010年减少24%。
劳动力供给下降势必造成总产出的减少，导致中国潜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并带来劳动成本的迅速上涨。同时，人口危机降低消费能力，造成总需求萎缩，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减少社会总储蓄，大幅增加医疗、养老支出，从而引发产业竞争力下降，极大制约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红利已于2010年出现拐点，开始衰减，并于2021年枯竭。人口红利消失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速。2021年之后，仅考虑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影响，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年均增长率基础上，降低2个左右百分点。
三是房地产市场发展进入拐点，住房将回归居住品属性、消费品属性
严重未富先少、未富先老是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根本因素，而高房价则使经济下行雪上加霜。
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是驱动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对房地产市场会产生长期趋势性的影响。青壮年尤其青年是购房的主要推动力量，人口结构的巨变将给房地产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尽管城镇化的推进，会对房地产有较强的需求，但这主要是保障性住房的需求，总的来说，青年人口的大幅减少，对房地产需求就会大大缩小，多年来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迎来拐点。
四是社会养老压力进一步凸显
2021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或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赡养老人增多，同时又要多繁衍后代，中青年将不堪重负。今后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将进一步增多，这将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现在的不到3个在职工作人员供养一个退休人员，2030年不到2个在职工作人员将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到2050年不到1.5个在职工作人员需要供养一个退休人员。未来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空前挑战,特别是农村养老更是十分薄弱。
五是区域发展分化将加剧
随着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人口的抱团效应将凸显，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年人口将向有活力的区域聚集。人口快速增长的区域需求更旺盛，活力更强，税收财力更强大，有较好的公共服务，能提供较多就业机会和有较高收入。随着老龄化加深，将来势必有些区域将被边缘化。
从国际上看，老龄化加深后，日本人口向东京都市圈聚集，东京都市圈人口规模逆势增长，呈现单极化集中。韩国人口向首尔都市圈集聚，首尔都市圈仅占韩国0.6%土地，却集中着韩国半数人口与经济总量。
六是经济增速将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中速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今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将长期并存，中国发展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战略风险期将长期并存。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呈现高端挤压、低端挤出的发展困局。
老龄化是全球发展危机的总根源，老龄化弱化全球总需求，由于科技进步，全球生产供给能力将持续上升，导致全球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将是长期现象。抢占总需求份额就成为不少国家政策的必然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由此而生并愈演愈烈。今后，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将长期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过早见顶，将导致中国中高速增长期周期缩短。虽然完善制度、推动创新会对冲部分潜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但人口危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方向性的。依靠科技进步会增强生产供给能力，但无法扩大社会总需求，少子老龄化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灰犀牛。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即0～14岁人口占比在20%以下)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经济体演变成发达经济体。此外,进入老龄社会(即65岁及以上占比达14%)的国家经济增速都未能较长时间维持4%以上。因而，进入老龄社会后，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中速。
由于未富先少、未富先老，目前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而且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增强，以及发展的外部环境趋紧，造成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人口即命运”，在全球风云激荡新形势下，我们要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国家发展，只有确保人口安全，才能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维护国家产业和经济安全，提升国际竞争力。现建议如下：
（一）做好鼓励生育的舆论引导。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人，鼓励、支持生育是当前和今后的重大战略任务，建议把全面鼓励生育定为新基本国策。从中国现实情况看，鼓励生育主体依然是二孩，三孩及以上将是少数。如果今后我们不能有效提升总和生育率到更替水平2.1之上，扭转人口负增长，我们将面临被地球开除球籍的风险。要大力开展少子老龄化和低生育国情教育，营造鼓励、关心、支持生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凡是不利于鼓励、支持生育的观念、政策、措施都应给予清理、调整。
(二)大力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划定人口安全红线。树立新的人口发展战略理念，人口再生产既是个人和家庭传宗接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繁衍昌盛的需要。要把0～14岁人口所占比重18%划为人口安全红线，列为发展规划核心战略目标。促进生育率向2.1更替水平回升，确保人口正常的世代更替。制定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的人口治理考核机制。
(三)大力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生孩养孩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消费者、纳税人、养老金供给者，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社会要相应分担养育成本。国家要舍得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早鼓励支持生育，早主动，越迟越被动。
一是缩短中等教育年限，义务教育扩至高中和幼儿教育，减轻教育成本。过早分流已成为制约生育新重要影响因素。当前职业间收入、待遇、社会地位等差距较大，过早分流必然强化家庭精英教育意识，把更多的精力、财力化在现有孩子培养上，力争考上高中，而对养育二、三孩敬而远之。
过分分流加剧了家长和学生的焦虑，为了不被分流，尽管国家减负，但家庭会自动加压。过早分流将固化阶层分化，激发社会矛盾。
目前中国产业已开始向中高端转型升级，一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将削弱中高级人才培养，降低整个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造成人才总量和质量下降，届时将面临职校生就业难与中高级人才招才难困局。
目前知识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兴未艾，没有高中学业、不具备现代化知识储备的年轻一代必将由于文化基础欠缺，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需求。并且，由于产业升级，对技工要求不断提高，没有高中学业的年轻人，也不可能成为够格的职业技工人才。
教育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并且中国要在自身变老和全球变老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其挑战将前所未有，这就特别需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强化人才的支撑作用。
因而，尽快普及高中教育是当务之急,建议国家尽快取消中考分流，缩短中等教育年限，改9年义务教育为10年制义务教育即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并把幼儿教育视同义务教育，让所有孩子都能上高中，在高中毕业后，再进行上大学还是高职的分流。这将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要。这也是进入老龄社会后，应对新挑战的基本方略。
二是统一产假。将女职工带薪产假统一延长至300天，配偶陪产假延长至30天，对于用人单位增加的负担给以相应减税或资金补助。女职工生育增加了用人单位负担，对此，没有给以相应减税或补助，加剧了女性就业歧视，造成分娩后非公企业带薪产假落实难、收入下降、岗位调整风险等，影响了企业女职工，特别是高知女性的生育意愿。
三是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先行对0至6岁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每月发放养育补贴1000元，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
四是加大对医疗公共投入，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对高龄产妇难产及畸形儿家庭，财政给以资助补助。
五是落实“双减”政策，购租同权。减轻中小学生校内外负担；对生育两孩及以上的家庭，在购房时适当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和降低贷款利率，加大保障房建设，优先保障公租房，教育与住房脱钩，降低住房成本。
(四)抓紧全方位推进深化改革。切实立足新发展阶段，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大刀阔斧推进市场化进程，加快破除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实现由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方式，向内需为主、消费拉动、联通国际、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和服务强国转变，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