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老龄化、养老模式、长期照护等概念，时不时地会出现在生活中，引起阵阵讨论。这篇小文基于唐钧老师在《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发表的《长期照护：概念框架、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提出一点思考。
  今天养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共识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已不适用。那么，“传统”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至少包括：农耕文明中，在家庭作为基本生活单位的基础上，老人具有基于经验和年龄优势的权威，男性子嗣是绝对的倚靠，熟人社会提供了舆论保障，家族或宗族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由古及今的变化是明显的，同时也是复杂的——这表现为：探索普遍性的养老需求与渠道，有助于获得对此的概览性认识，但对差异的关注，同样有其意义。

  譬如，曾有学者分析子女养老所提供的不同：儿子侧重物质，女儿偏重感情。除此之外，老年人主体是否具有性别基础上的异质性呢？
  观察父母辈和祖父母辈，男外女内的分工模式比较普遍。即使退休，也更可能是男性的兴趣在于公共事务，而女性操持家务，并关注细琐。
  对此，很容易将之评价为僵化的性别刻板，但这之于性别化了的老年人的自我认同和意义赋予，一定也具有价值。性别敏感的视角，并非要说那就是父权制之渣滓，而是检视其功效，并探索另外的可能，且使之有实现的机会。
  再如，在从生死于斯到户籍制度的社会中，养老和迁移并没有多少交集。但如今，常态化的流动不仅影响着拥有更多资源和机会的中青年，老年人也难出其外。老漂族的出现，作为代际合作育儿的策略而发生，同样重塑着祖辈的养老模式。
  小区里有位阿姨，去年刚送走了九十高龄的老母亲，今年又南下广州，去照料备孕的女儿，如今正准备将户口迁往广州，以方便接受当地的养老服务。阿姨说特别不适应当地气候，但抱怨归抱怨，南下的事实却无法更改；又感叹，虽然子女在当地薪水高，但感觉并不如在家乡，一家人其实知足就好。
  反哺——是对传统养老方式的概括，代际间的互惠交换在人口的新陈代谢中维持了稳定。但如下变化也早被学者所关注：经由集体化改革产生的父辈权力的剥夺和子代地位的上升，在推崇公平交易、计利薄义的市场化冲击下，旧有的孝道规范难以成为老人特别是乡村老人有效养老的凭借。但是无论传统还是市场主导的逻辑，似乎都无法解释今天老人的一些普遍想法。
  “不拖累子女”“不给他们添麻烦”，这样的表述，我们有没有听父母辈人感叹过？他们非但表示“不指望/指望不上子女”，一面又义无反顾地加入照料第三代的育儿组合，上面提到的小区阿姨也是如此。这合适么？应该么？公平么？合理么？
  价值判断人言人殊，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源则客观而值得探究。首先，个人积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惠利，无疑为老人不指望子女提供了底气。另外，代际之间的伦理捆绑和亲密关系也发生了作用。父母体谅子女辛劳，也盼其成人成功，它们或许具有心灵“麻药”的效果，补偿了老人在家庭中付出多于回报的落差。

  向下的家庭资源倾斜与向上的养老照料需求，二者之间的错位、冲突与断裂，通过客观资源获得和主观心理调试等，得到了些许弥合。以家庭为视角，我们看到了育儿对养老发生的影响，相比于合理安排或剥削长辈的定论，除了从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利益出发，我们还看到这也改变了不少老年父母的退休生活。
  养老首先发生在一家之内，但养老不仅是家庭内部的交换，也涉及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层次。与国家的交换如公共福利中对老年人的支持，与市场的交换如商业化养老保险，与社会的交换如鼓励年轻老人志愿服务有需求老人的“时间银行”，等等，都丰富了我们对养老的理解。
  此外，在家庭视角下追索养老诸事，不宜陷入对“家庭”的刻板印象，无子女的老人如何自处于当世，同样值得关注。

  如今提到养老，不妨超越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智慧老龄化等修辞，这些美好希冀不仅需要意愿的精神动力，也需要能力的现实护航。能力者，又分为内与外，内强调自我赋权，外关注社会支持。缺失了哪一面，似乎都难以达到目标。
  凡事常要算算值不值的现代，人的价值端赖其效用而证明。但只要没有世俗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指标上的产出，就可以充分否定个体的存在么？在书斋中高谈人伦、人文、人本，已是观念之进，如何面对那些开始耍脾气或不讲理的老人、那些在变化面前显得迂腐的老人、那些因为牵挂或忘性而碎碎念的老人、那些因贫穷和疾患而不光鲜的老人，似乎需要我们更多的反思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