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短缺到过剩

　　1.当前几个历史性重大变化

　　第一，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告别了以前的百年短缺，进入了经典理论意义上的过剩时期。俗话说“饱汉不识饿汉饥”，站在过剩的时代，不容易理解短缺时代的问题。

　　所谓百年短缺，是指当大多数非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化时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时，都会认识到坚船利炮是一个制胜的法宝。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当然就是西方工业化。于是，后发国家都会以先发国家的工业化作为目标模式来赶超。而一旦进入工业化，就会首先遭遇一个挑战，叫“资本极度稀缺”。可工业化却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投入的经济过程。资本短缺是最大的短缺，那个时代奢谈“市场”，等于“何不食肉糜”。

　　特别是中国，如果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想拥有西夷的坚船利炮的话，就意味着要发展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追加更高投资的经济过程;而且因为不属于民生经济而不产生常态的经济回报，除非用军事工业的产品去打别的国家，占有别的国家的资源，才能有军事投入的正向回报。制造了大量的炮、枪，放在仓库里，在不使用时是纯消耗，并且为了维护还需不断上油、擦洗，还要有人看管，这些都不产生正向的投资回报。当然，另外一种使用方式就是形成国家军事力量来防止侵略。但是在大多数先发国家，军事工业产品主要都是用于攻打别国，获得别国的资源和市场。那么，那个时候不搞军事工业，按“比较优势”搞来料加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的话，人家会来侵略。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事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没有回报。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作“资本极度稀缺”。

　　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两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会说，可以引进外资，通过进口替代然后出口替代。这当然很好。但是，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瞬间变成外债负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债务国主要是希望进入工业化而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即以负债的方式进入工业化。

　　其中有些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了，从现象上看通过自己的工业品出口就形成了贸易盈余，由此就可以还债。成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不多，比如“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人们提到“金砖四国”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说中国、印度、巴西这三个正在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四国还包括俄罗斯。不过俄罗斯早在帝俄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只是后来经历了两次灾难而已。这些后发国家基本上还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债的还本付息，因此被叫作good student(好学生)。在西方看来，这些国家可被纳入国际主流。

　　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总数多达190多个，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独立的，大多没有能够进入工业化，为了工业化而引进外资，就形成沉重债务负担，使这些国家进入了债务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一种发展陷阱。很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让本国资源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历史性重大变化就是：中国在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问题是资本极度稀缺，但在完成工业化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进入了过剩。

　　资本在过剩的时候，我们应积极投资，不能贸然紧缩。问题在于向哪里投。而这些问题都不属于困扰我们前人的短缺问题。1998年马洪和陆百甫这两位在政策领域中很有影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马洪当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当年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归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更为直白地指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由此针对性地建议希望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之后新农村建设就随“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而逐渐引起重视。

　　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

　　产业、金融和商业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两年前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已不止70万亿元，现在应该已经在90万亿元左右，甚至更多，因为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央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比如你向银行存100元，银行只能用出去50元，剩下50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太多了，淤积在银行了，“不差钱”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向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会投，不投又导致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业领域的竞争，都不是因为投资环境恶化，而是由于商业布局过剩，商店太多，因此实力弱的只好靠假冒伪劣，才能有点薄利。如果规规矩矩经商，老老实实纳税，一般情况下意味着亏损。

　　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利润率就下降了。所以，试图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大环境不好。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和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以及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

　　总体来看，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当学校的老师们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约关系、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阿娇在唱着昨天的歌谣”。我们已经在世纪之交告别了短缺，当今这十年，被称为迎来了“过剩的十年”。

　　第二，政策体系与制度取向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与过剩时代不同，资本稀缺派生出来的问题是：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的第一个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请考虑我提出的这个客观规律：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

　　2. 超越意识形态建立研究框架

　　其实，清末无论是中兴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当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后，都想搞工业化。如果说，曾、左、李这些中兴重臣只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等，那么包括“老佛爷”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在那个年代则是已经开展“师夷长‘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进。所以，在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经在教育、邮政乃至政府体制上开始试图一步步地采用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1890年以后的现象。

　　只不过，那个变革时代仍然有很多问题属于内生性的传统矛盾，像外部的帝国主义一样，这些内生矛盾也在瓦解着清王朝。比如，四川的保路运动的背后，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官绅勾结或官商勾结，把国家用来筑路投资的路款先都用来内部“跑冒滴漏”了。政府无奈之下，就提出将修路工程转包给洋人。这至少是很少被关注的负面背景之一。正面背景也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因素。

　　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会问：清王朝难道是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封建制吗？稍微研究点世界史就应该知道，中国算是世界诸国之中最早告别封建制的国家。如果说中国自秦完成统一就进入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国家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种诸侯名义上认同国王的封建制度，那么，中国告别封建制已2500年有余。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清王朝是反动政权呢？不是简单地说它反对现代化，而是说清王朝的现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这绝对不是说构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错误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经是高度有效的，尤其是在推动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时，是唯一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国家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想要动员劳动力，成规模地、而不是个体地，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设来替代资本的时候，它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经典理论讲的是K和L的关系，K是资本，L是劳动。我们那个年代所做的无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资本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所谓秘密。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了普通大众，成规模地近乎无偿地投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

　　请注意，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比较：历史上，能够以成规模的劳动来替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而形成国家层次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只有两种时期：一是西方历史上两次发生过的大规模奴隶制时代，二就是中国人以集体化组织作为制度基础的革命时代。两者性质根本不同，西方奴隶制时代人们投入劳动是被强迫的，而中国的革命时代劳动者的奉献基本上是自觉的。因为两者性质不同，中国才有像雷锋、王进喜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英模。这就是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事实上，在这个体系影响之下，产生了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投入来完成国家建设的广大劳动者。他们是英雄，是把中国推向现代化的真正的英雄。

　　在国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个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用于劳动群众动员非常有效。我们当工农兵的时候，也是被革命意识形态所彻底动员的，促使我们把全部劳动剩余价值贡献给了国家。后人对此应该给予足够尊重，不仅因为它曾经有效地动员了两代人，而且这是中国能够短期并且低成本地形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的内在原因之一。

　　因此，即使退一万步说，继续把那个年代作为中国人的英雄时代，总比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要好得多!今天的中国人至少还得承认那时候人们的劳动是有巨大价值的，那时人们的贡献对于被侵略者欺侮百年的民族国家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否定中国前三十年的奋斗，这绝不是对中国历史的客观表述。

　　      2　中国百年工业化的真实经验

　　1. 地方实力派主导的清末洋务运动

　　从清末被西方列强侵略开始，中国就从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白银储备第一大国，很快地演变为白银外流、资本极度稀缺国家。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连续的战败和赔款，使得中国上层建筑连同军队都“被鸦片化”，国家不再有维持财政基本开支的能力，更遑论追加投资去进入工业化。何况，民间经济已经竭泽而渔了。于是，中国早期进入工业化的时候虽然也是想“坚船利炮、富国强兵”，但毫无疑问作为工业化组装形式的军事工业——不具有设备制造的能力，只能进口部件来组装。

　　100多年前早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进入工业化的第一步，既不是民办，也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恰恰就是军事工业。对于后世，它还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路径依赖的作用。此后历代，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共产党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一再强调要有军事工业。邓小平说过：如果我有8000万吨钢，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有数亿吨的钢产量了，但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当年的问题。

　　我们教科书把晚清的工业化说成是从官办到民办，其实自从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以来，即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李鸿章在东南坐镇，那次叫“通电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经与地方分裂了。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当时已经把中国瓜分了，那时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师、淮军、湘军，都属于以中央政权为名的地方军事势力。而湘淮两大派系的互相斗争，演化为后来淮系李鸿章的海防论和湘系左宗棠的陆防论之争。据此，洋务运动的实质，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军事工业，以壮大本地的军事实力。

　　自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以后，清军的八旗主力作为国军已经完全没法作战，地方部队的绿营也完了。代之而崛起的是乡村民兵、地方团练，湘军本是湘团民兵，后来打下了江浙，占领了富庶的地方，进一步发展则是本属派生之淮系北上，扩展到山东和河北;同期，则是湘系西进，整个中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了。那个时候，在各个重要城市发展工业的，主要是各种地方势力。

　　后来的故事就多了，比如说“老佛爷”慈禧太后把海军军费造园了，最后海军就剩下颐和园里那条石头船……根据这些线索，文学家可以编大量故事。但真正研究历史事件之间规律的，可不敢这样说。我提出一个问题：当时淮系要军费去加强其军队，但那是风雨飘摇的满族贵胄能够依赖的中央军吗？很多事件放到今天我们重新来看，都不是现下社会上流传的故事。

　　深入探究可知，其实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工业，客观上恰恰是压垮清朝这个病入膏肓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直接表现就是1900年，尽管各地都有军事工业，都有军队，但是拒不勤王;中央政府只好借助没有任何军事装备的义和团……从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事实上，地方割据成了大一统王朝之后必然重复性发生的历史现象，当中央王权衰落的时候，以前的历朝历代不都是帮会四起、割据盛行吗？因此，我们讲“半殖民地”时，不要漏掉“半封建”，讲对外救亡时，不要忘记内生矛盾。

　　中国人实在是被迫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局面下，无论用什么手段，谁能有效地形成再度大一统，对历史都是有贡献的。只有毛泽东成功了，毛泽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领袖。

　　2. 民国“黄金经建十年”

　　我们先讨论蒋介石为什么会失败。

　　大家都以为他倒行逆施、反动派等，当然这是“话语正确”，包括我自己从小就是听着这话长大的。但是，古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有其他的失败原因。

　　自20世纪20年代起，蒋介石就基本上完成了名义上的国家一统，当然这是以孙中山的名义，以国民革命的名义。名义上统，实际上没有统。因此，蒋介石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党的总裁而非国家元首，总理这个名义已经是孙中山了，他不能叫;总统还没经过选举当然也不能叫，只能叫总裁。他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裁，也是先有军，后有党，再有国，或者说先有军权，后有党权，再有政权。这都属于清末以后政治进程中的一个路径依赖的制度演变过程。由于他的军事力量是全国最大的，各地地方军阀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降低与中央的交易成本，而认同自己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了，但各征自己的赋税，各发自己的军饷，各备自己的军械。所以就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手步枪一手大烟枪，等等。主要是靠各个不同的地方军阀自己实行地方治理，这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矛盾重重，但总之这个国家在趋向于要完成大一统之后的国家正常化进程。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民国“黄金经建十年”。大局甫定，重归一统，民间经济自然恢复，于是出现了当时中国构建工业经济基础的十年。国家军事上一统，接着经济上出现高速增长，似乎对民国的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无论1921年中国共产党组建之后怎么发动革命和暴动，恰恰是在这个年代逐渐式微，剩下的是星星之火。民国经济发展了，客观上造成了革命的条件弱化了。

　　那么，为什么到30年代中后期革命反而又起来了呢？因为发生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重大国际性事件——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席卷欧美。

　　危机期间带来的一个现象是通货膨胀，伴随贵金属价格上涨。这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通货膨胀、黄金价格飞涨一样。贵金属价格上涨当然包括白银价格上涨，那么白银价格上涨为什么对我们有影响呢？因为中国一直到那个年代还是白银本位的币制，街面上流行的是袁大头、孙大头，就是银圆，官府和富商还都是用白银作为主要的财富储藏方式。一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范围内的银价大幅度上涨，而原来美国作为中国的主要宗主国之一，曾经跟民国政府签订过白银协议。因为中国不产白银，要大量地从美洲输入白银，中国才能不断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是，因银价上涨，美国单方面取消了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大量提高美国的白银收购价格，这就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发生了白银危机，即资本短缺危机。同时，因为那时已经发生了1931年和1935年两大日本侵华事件，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为了控制中国，就要摧毁民国的经济基础，也从中国大量收购白银。于是，美国和日本抬高价格在中国大量采购白银，从而导致中国出现了白银危机，迫使1936年民国政府宣布取消银本位制，改为发行纸币。一发行纸币立刻就贬值，因为金银大量外流，储备不够，没有发行纸币的基础，因此这个国家从此进入了以通货膨胀为主的长期经济危机。

　　接着就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借着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机会大规模侵略中国。于是，中国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本是星星之火的革命得以迅速扩展。蒋介石想靠英美日得到稳定的国际环境，但帝国主义不买账。这就是民国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国更是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只有靠战后美国援助维持，但也只维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之际，满大街就都是滥发的纸币，有的地方滥发到以亿为票面单位的程度。此时，民国的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了。

　　所以说，民国先亡于财政金融、亡于经济崩溃，后亡于军事失败。蒋介石也想解决“半封建”问题，但是，他无力解决帝国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是通着帝国主义的。

　　3. 新中国成立60年4次外资8次危机

　　那是个战争年代，民国政府70%以上的财政都用于军事开支。当集中在城市里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一崩溃，就没有支付军费的可能了，无论有多少军队都不能维持财政崩溃的政权，于是，就被虽然没有财政、但靠农村老百姓支持的共产党军队，摧枯拉朽地打败了。毛泽东说，共产党是靠“农援”打败了“美援”。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我只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纳入考虑，有利于开拓思路。也许，政权更替的主要因素还是革命战争的迅猛推进。但即使这个判断成立，我们也得知道，中国革命战争中，对最大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动员，就是宣布耕者有其田。

　　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革命战争从民国时期起就叫作土地革命战争。孙中山发动了一次，被蒋介石搞歪了，共产党搞了两次，这三次都叫作土地革命战争。土地战争的核心动员机制就叫作耕者有其田，但是耕者有其田，却不是近代才有的说法。耕者有其田，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正确”的概念。对农民来说，它并非是现代意义的革命口号，而是一个几千年的传统动员口号。

　　我赞成“农援”打败“美援”的说法。主要理由在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所遭遇的是民国年间金融危机的延续，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最高月度通货膨胀率38%。原来各解放区印的钞还在老百姓手里，比如华北票、东北票，都还要继续流通。早年开始跟苏联谈判给中国工业建设支援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给2万斤小米的工资。当时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折合3000多斤小米，部长级工资折合2400斤小米，局长级工资折合1800斤小米。聘请1个苏联专家的费用折合6个国家主席工资。

　　为什么1950年用小米为单位计算干部工资呢？因为农民革命时期小米是一般商品等价物。国民党撤离大陆时蒋介石把国库剩下的一点黄金全拉走了，因此，只要发行纸币一定是毛票子——没有国家储备——新中国也没有商品。既然土地革命解放了几亿农民，那只能拿小米——农民最认的东西——来当一般等价物。同时期银行存款叫“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不是说存款人扛着白布上银行，而是今天存的钱到取的时候还能买到等值的白布，此所谓银行“存三白”，因为国家没有条件建立货币信用。所以，1949—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遭遇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是1936年民国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以来延续了20年的通胀危机，而并非新中国政权因为“左右”问题造成的。

　　那么，新中国的货币体系是什么时候才正式建立的？中国真正使货币成为货币是什么年代？我认为是直到1998年开始国家银行体制改革，货币体系与财政相对分离之时。

　　1992年中国因财政补贴压力太大而放弃了“第二货币”——票证制度。当时一户人要想过日子，手里要有一大把票，除了粮票，还有油票、线票、火柴票、香烟票、肉票、布票、米票……每家有各种各样的本，副食本、粮本、煤本，等等。因此，第二货币体系是非常管用的，比第一货币体系厉害很多。其实一直到1992年取消票证制度之前，中国实施的是“第二货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否则早就通货膨胀得一塌糊涂了。因为这些票证有效地抑制了庞大人口的消费，使政府尽管可以增加发行货币，但不至于构成全社会因为消费而拉动的恶性通货膨胀。至少，不能拿现在一般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来衡量我们的过去。

　　1992年，我国取消了“第二货币”体系，才让人民币成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具有了一般货币的基本职能;此后货币大规模增发，到1998年银行与财政才正式分家，中国才算开始进入相对比较独立的货币体系建立过程;到2001年、2002年才完成了中国现代纸币体系的建设。

　　从1936年到2002年，中国这条货币化道路很漫长，经济和社会代价都很大。如果做当代史的阶段划分，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危机，乃是民国时期白银外流引发币制改革所留下的危机，那是根本不可能靠现在可想象到的任何经济理论来解决这场危机。

　　那时候，中共两大改变危机的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是中国85%的人口都分了地，农民回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具有非货币化特性，有没有纸币都没关系，任何一个经济多元化的村子都可以自我谋生，自给自足。所以，占人口85%的农民离开了相对现代化的城市经济，只要不动他们的土地，就可以自我发展。这样85%的人先稳定下来了，并且能够定期地提供他们的剩余农产品。

　　第二是朝鲜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朝鲜因为是劳动党领导，所以迅速推行了土改。全面土改，农民都得到土地的时候，原来的地主富人大约几十万人逃往南朝鲜，因此南朝鲜政权更加坚定地反对土改。但是南朝鲜的农民不示弱，连续几年的农民游击战争，最后打到了汉城郊区，到1949年南朝鲜政权虽然控制汉城，但在郊区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朝鲜战争爆发和不同国家介入朝鲜战争，不是发生在同一时间。一般理解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始于1950年10月，但对朝鲜而言这场战争始于6月，对于美国而言，也是6月20日战争一开始立刻进兵台湾海峡，实行封锁。这是一场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格局的重要的局部战争。抗美援朝打胜了，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有了话语权。同时，这是一场把想中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中国打入苏联阵营的战争，从此中国必须站在苏联一边，成为紧密战略同盟。因为中苏建立战略同盟了，苏联一改1945年把日本在东北所留下的全部设备连螺丝钉都拆走的做法，向中国东北境内大规模输入战争装备，这就意味着中国有了突然从天而降的军事工业，于是获得城市经济陡然起飞的效果。

　　总之，1950年中国从严重的民国遗留的经济危机转变成经济高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改剥离了85%的人口与现代经济的关联，于是乎经济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军事工业，让中国经济陡然起飞——如果看GDP曲线，“噌”地一下子就上去了，中国立刻进入经济高涨时期，明显过热的高涨。也因此，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制度演变。

　　抗美援朝让中国第一次在列强主导的世界上有了地位，苏联给了中国156项援助，但并不白给，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构建权在于投资人或投资国，即资本出牌。这一条不因国际共产主义原则而改变。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中国被从天而降的朝鲜战争“打”来的苏联资本也是外国资本，这个资本同样要对制度建设说话，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的引资国按投资国的给定框架来构建本国的政治体制的道理是一样的。现在如果一个大投资商说给某个县建立一亿多元的企业，县委书记肯定让全体政府部门都围着这个投资商转，尽可能满足他的条件。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1950年以后中国构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叫作“全盘苏化”。

　　这可能不是中国人完全自主开展的国家政治建设。当时游击队员出身的进城干部，还不知道如何有效组织管理苏式重工业，于是在政府的经济部门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国家政治建设。所以，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完全按照投资国的要求构建了八大工业部、五大经济委等，全套苏化政府部门的管理业务也搬过来;高级干部得去学习，大学里所有现代学科院系也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教材，搞管理，搞学科体系建设。无须太多解释，总之经济基础一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既是经典理论，也是极其简单的常识。

　　1957年，很多小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可我觉得他们犯的却是左派“错误”，他们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对从苏联搬过来的一切不符合国情的制度，甚至认为国家所搞的工业化，仍然是剥削工人和农民，工人农民付出的剩余价值没有获得体现。请问这些言论是左还是右？我觉得是左，可他们全都被打成了右派，至今，当年很多右派都弄不清楚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时间长了，很多人就真以为自己是右派了，这就是思想界的大麻烦，中国知识分子何其悲哀，连自己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特别心疼他们的地方。你以为他们批评的这些问题毛泽东不懂？他很懂，但他更懂中国百年来只有这么一个工业化的机会，一丧失就完了。但那些小知识分子不懂，后来我跟几位平反了的老同志成了忘年交朋友，当年他们都是右派，我把这套理论分析给他们听，他们听了都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也是1957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苏联突然终止了对华投资。

　　在朝鲜战争开打之前的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当东亚无战事三年之后，苏联全面从中国撤军，包括撤走以旅顺口为基地的苏联远东舰队。那个年代在中国的大陆本土上仍然有大量的苏联驻军，中长铁路沿线连同财产在内都是由苏联控制，中国的大连特区和旅顺军港由苏联控制。

　　因此，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三年后，1956年中国请苏联践行条约。苏联便提出中国没有管理现代军队的能力，不能应对现代战争，所以要建立联合空军和联合海军，至少要建立联合指挥机关。毛泽东就直接和赫鲁晓夫说：如果这样的话，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他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再驻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从中国吞并的地方最大，已经不可能收回了。直到1957年其应该交回的中国领土，才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联不再向中国投资了。当不断需要追加投资的中国城市工业化过程突然出现投资中断，请问这个经济还能维持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维持，于是中国苏式的工业化停了。

　　因此，中国的上层建筑，为了管理苏联投资的工业化经济而构建的科层化政府部门，也就不能再继续正常运作了，无论如何，只能另辟蹊径。由此，就有1958年郑州会议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中央政府无苏联投资，经济就得停下来，不如让地方来继续搞工业化。但地方却毫无工业化的经验，于是“大跃进”成为发动地方工业化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进退两难？因为是中央让地方搞工业化，地方同志犯了错误，又不能打击他们，还得要保护两个积极性，不能轻易出面纠正“大跃进”中过于激进的错误。那个时候苏联的投资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随即完全没有投资能力了，国家经济增长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机就爆发了。

　　苏联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靠“穷棒子”互助组，毛泽东说“打破常规”就是“大跃进”，而打破常规是被逼出来的。

　　一般而言，一旦发展中国家突然遭遇外资停止投资而爆发经济危机时，都会因无力支撑上层建筑而导致政府垮台，要维持，只剩下政府体系中最硬的两个手段——军队和警察。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较多发生军事政变？只要经济上宗主国不投资，这些发展中国家往往进入政治动乱，甚至出现种族屠杀，谁之罪？

　　中国当时也没有条件推进苏式工业这个经济基础了，可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要改谈何容易？因此，以路线斗争为名发动工农兵改造上层建筑，这个也是中国创造。至于成还是不成，经验多还是教训多，留待后人评说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坚持的经典理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苏联投资的经济基础了，这个苏式上层建筑是难以维持的。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许算是为了民族经济复兴的危机治理做法当时的经济基础，只不过是苏联留下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只能动员劳动力维持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了。按苏联形式主义运作的官僚们难以动员劳动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乡干活，一块上工地，就难以被劳动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就需要驱使已经学会穿中山装喝苏式咖啡的官员们下乡了。所以，20世纪60年代就有“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乡活动，革命意识形态再次成为抑制政府过分官僚化的武器。

　　后来这些过程都应该是很清楚的，“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党还在，国家没有垮，这个空前危机还是顶住了。

　　接着，我想请大家考虑的是，通常都说过去是计划经济搞错了，我现在的研究证明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年代，其实大部分年份都没有计划，只是在1970年以后才搞过两个五年计划。

　　事实上，1950年还没有计划经济的时候，苏联已经因为朝鲜战争向中国投资了，因为战争需要大设备进来了。到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的时候还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们自己搞的计划经济，苏联人提出计划执行投入，中国人按照苏联人给的投资具体执行项目，那时候的工厂大多是苏联人派厂长，派工程师，派技术员，甚至派技术工人，不是我们自主的工业化。到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了，然后1960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们的计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几个计划控制数字，也随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观上虽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苏联人搞的。教科书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没出台，因为没投资了。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到1963年应该出台“三五”的时候停止了，是因为这时要备战了——1961年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1962年发生中印边境战争，1963年发生印度支那紧张局势，其间美机、美舰800多次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于是中央政府要搞战备，上三线。“三五”因此没出台。

　　那么，“三五”应该从哪年开始呢？应该是1963年到1968年期间，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业基本停产，也就没有计划经济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为，毛泽东请四位老帅做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老帅们给毛泽东的意见是至少20年内无大仗发生，如果要打也是在欧洲打，因为帝国主义矛盾还是在帝国主义内部。毛泽东说，如果没大仗发生，那我们就抓紧转向民生工业。于是，开始了“小球带大球”，中国恢复了对欧美日的关系，进入了朝向民生工业的结构调整。于是，中国才有了“四五”计划。

　　你没被两个世界霸权封锁过，你怎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你没跟美苏交过手，你还敢说毛泽东不实际？

　　所以，中国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没自主地搞过工业计划，直到1970年决定经济调整以后才开始由中国人自主地搞“四五”计划，主要还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形成新的工业结构。可见，中国人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的两个五年计划。1971年毛泽东亲自委托周恩来制订“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开始调整工业结构，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资转化为外债所带来的以中央政府赤字为主的经济危机，于是乎发生了第三次上山下乡。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则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70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内生性危机，都安全地软着陆了。

　　能软着陆，根本上就是因为农民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使耕者有其田。

　　1950年以来每一次引进外资都引发两次危机：苏联投入54亿美元外资引发了1960年和1968年两次危机;1971年引进43亿美元外资带来了1974年、1979年两次危机;20世纪80年代再次更多地引进外资带来了1988年和1993年两次危机;然后就是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带来了1998年、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

　　     3　乡土中国与危机软着陆

　　纵观中国60年，4次引进外资，带来了8次危机，其中能向“三农”转嫁的就能实现软着陆，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则砸在城里引发改革。

　　以上“中国经验”大致是一个发展主义导向的一般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在特殊的时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当外资突然停止时，只能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来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还因为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得以让农村作为载体来承接代价，否则，积聚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难以度过危机。

　　例如，当代学者分析农村集体经济，一般是从西方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来看农业集体化负面的影响。但请注意，1960年发生城市危机时向农村输送了1200万名知青，1968年再发生城市危机时再往农村输送了1700万名知青，1974年以后又输送了1000多万名知青，合计大约4000万名知青。如果农民是单家独户小生产，怎么接收由于城市危机而不能就业的4000万名知青？只有以集体化为载体，资本内化的政府才有向农村输送知青的可能。

　　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中国就难以度过这几次经济危机。国家在没有形成产业资本的工业化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弱的，在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没有产业资本门类齐全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像刚生下的娃娃，哪怕是发烧感冒都能要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的新中国，也是从娃娃长大的。

　　4

　　苏联的道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同样不行。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61年到2003年的40多年里，每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台阶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个台阶，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个层次。客观地看，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应该叫作产业空间平移，真实GDP的增长尚需讨论。

　　在国内有些人开始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时候，我要提醒的是：关键要看是否能够负担西方的政治体制所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的上层建筑，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都是要花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是看成本高还是低，到底谁支付。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进入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时代，政府的债务发达国家占70%以上。其中被认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权道德高度的美国政府，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为了能使借债可以不还，美国的军事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说全球虚拟资本交易总量也是美国占一半。

　　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民主法治的上层建筑，原来是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渐次向外移出产业，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意味着原来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产业基础大多转移出去了，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愈发依赖政府增加债务来维持，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就越来越大。90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需由政府偿还，遂成为国家债务。这类债务是生产性负债。90年代以后，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因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开支占比过高而增加负债。这类债务则主要是福利性负债。

　　发达国家借债干什么？50%以上用于投入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需求，以满足人们可以少干活、多休假、多拿工资等方面的需求。但这时却已经没有产业支撑了，而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国。因此资本流向美国。我们消耗自己的资源环境，制造出货物送到美国去，然后只能获得在美国的电脑里计算出来的所谓“贸易盈余”，但这些贸易盈余我们不能使用，还得资本回流，进入美国的国债市场，最终提高美国的虚拟资本交易规模。于是乎现在变成中美双方的一种双输博弈，即中国是生态环境被破坏，劳工问题严重，而美国是金融资本泡沫化。由此，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被叫作“Chimerica”，中美国，又称G2。

　　中国人想改变这种双输博弈，开始把贸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设，去买矿买地。中国刚刚开始把外汇储备转向投资的时候，刚刚建立的“Chimerica”关系立刻变紧张了，而几乎同时，中国的黄海、南海、西藏，还有台湾等关系，也开始紧张了。美国公开表示不允许改变既定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开始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上层建筑。即使我们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积累才能达到那个理想水平。何况那些已经建立的国家都已经维持不住了。之所以社会成本太高，是因为西方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不得不承诺更高的福利，而要兑现就要增加政府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发展方式不但我们搞不起，欧洲也搞不起。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中欧论坛上跟欧洲人讲这个道理，他们非常惊愕，说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我说：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过增发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只要国家不出现消费过热拉动的恶性膨胀，政府就能够通过不断增大货币分母来缩小债务分子。虽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领导人都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加入欧元区的欧洲国家政府却无法如此，因为货币主权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政府就不能再增发货币了。亦即：加入欧元区的政府就没有货币发行权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货膨胀基础来缩小债务分子，于是政府债务就不断累积。

　　越是没有产业的国家，比如像希腊，原来有世界级的造船业，后来都转移给韩国和中国了，原来还有船运业，现在船运业也搬走了，因为税收太高，希腊从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业国家调整到现在只剩下旅游业了。那希腊的债务以后怎么办？

　　美国人可以不还债务，其军费开支占全球一半，而且又是美国把希腊的政府债务评级为垃圾级。于是乎，希腊的债务危机就爆发了，既然国家不能再有汇率政策、储备政策，也不能再有利率政策，那只能请求欧洲中央银行救市了。这时希腊仍然作为政治国家，但其基本经济主权却都丧失了。

　　同理，所有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只要经济基础随产业移出日渐薄弱，没有货币主权，政府债务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压垮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希腊和爱尔兰如此，西班牙也如此。我认为，只要产业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两条腿的支撑能力不足，都避免不了产生像这些国家一样多米诺骨牌的命运。只有仍然保留了设备制造业的欧洲中心国家——德国、法国能支撑得住。产业竞争力有限的意大利也不确定。于是乎，最近欧洲中央银行也开始采取美国的方式，大规模增发欧元货币，美国人发6000亿美元，欧洲人则发7000亿欧元，最后是搬起泡沫淹了自己。

　　所谓转型，就是以为这套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我们早晚要实现的，但历来没有人去算过制度成本。我多次去欧洲，因为这套关于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有4次外债8次危机的解释，中国人没有研究，只有我在作这种关乎国家战略的研究。但是，国内似乎没什么需求，国外有需求，他们一听都懂了。于是，现在我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出口转内销。

　　当今世界上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大多国龄很短。比如德国，原来是300多个小邦国集合的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正式成为一个nation state(民族国家)是在1832年。意大利原来也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里有400多个散乱的小邦国，进入近代国家序列是在1847年。西班牙是个有历史的国家，立国虽然比德国和意大利早，但也不是领土主权完整国家，直到被拿破仑横扫才统一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政治经验少，因为作为政治国家存在的历史还不到200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得自己跟自己比。这么一比，就发现我们的路走得对。尽管我们走的艰难，但在历次危机中我们都没倒下，挺住了，就迎来了柳暗花明。我们这么一个穷国，现在过剩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向民生、向可持续发展投资了。我们就可以把毛主席想办但没来得及办的事情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