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房、空气：城市“伪中产”集体重度焦虑
这是一个光鲜的群体，多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的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热爱知识和学习，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一切为了孩子
50多平方米的学区房，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90年代的装修，为了让孩子每天早上多睡1小时，在外企工作的梁娜把家从郊区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到能望见学校操场的“老破小”学区房，害怕装修污染影响孩子健康，甚至不敢给房子装修。
为给孩子好的语言环境，梁娜在孩子幼儿园时就到处在家中贴上英文，而且还“规定”每天吃饭时全家都要说英文，这难不倒中学英语教师出身的梁娜妈妈，可苦了梁娜爸爸。白天孩子去上学时，梁娜妈妈一边做家务，一边放上入门级的英语教学带，“监督”梁娜爸爸学习。
如同梁娜，大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原本希望自己曾经缺失的快乐童年能“弥补”给下一代，让他们自由选择课后和周末的生活。但在育儿时，他们改变了主意，“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
“同学个个琴棋书画英文武术全能，我们家宝宝不但文艺表演只能当观众，而且连识字唱英文歌都不如别人。”年轻妈妈张莹莹看到幼儿园“同窗”竞争激烈，最终走上“虎妈”的道路，“在大城市，大家都补课，我们孩子如果不补课，将来可能只能考个二流大学，我肯定有落差，还有负罪感。”
“虎爸”“虎妈”对下一代“出人头地”的期待，让中国成为留学生第一大输出国，还助推出一个巨大的培训市场。上海社科院2016年7月发布的“民生民意调查报告”显示，2000多个受访对象中，逾六成上海家庭子女教育消费占家庭收入比例超过15%。
追房价的人
有人调侃：“2016年涨得最快的是房价，跌得最快的是股票。”一边是部分城市房价尤其是学区房节节攀高，购房经济压力随之加大；一边是居民理财渠道乏力，中等收入群体想要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并不容易。
提起学区房，梁娜爱恨交加。恨的是，学区房价格畸高，自己去年咬咬牙买下的“老破小”，单价都要十几万元；爱的是，学区房保值，从2015年到2016年“账面价值”涨了三成。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11.1%的上海市民为子女择校而特意购买“学区房”，其中，年收入20.1万元以上的家庭中，近三成特意购买了“学区房”。
如果说已婚已育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学区房而焦虑，那么，刚刚走出校门的“预备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感来源于首套房。“预备中等收入群体”是近期的网络热词，被用来称呼从985、211高校毕业、却对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望洋兴叹”的高材生。伴随着去年以来大城市房价的新一轮上涨，他们想要落脚大城市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
“刷屏”朋友圈的《名牌大学生为何愤懑焦虑？》直言，这部分人群“转正”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渠道出现“凝滞”，与十年前毕业的学长相比，他们购房较难，心生焦虑。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发布的调查显示，租住宿舍、租住商品房居民，自我认同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分别为19.6%和12.6%，而已购商品房居民，自我认同率高得多，达到35.2%。
逃离北上广
曾经被视为“软条件”的环境也已成为引起中等收入人群焦虑的因素。他们坦言自己离开大城市，移居环境优美著称的地方生活，或是干脆移民国外的一大驱动因素就是环境。
“沙尘暴我忍了多年，每年春天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是雾霾我真的受不了。”黄晓月在国外本科毕业后回京工作，这两年的冬天，她遇到重度雾霾每每“难受得不能自理”，再三权衡之下“一狠心”移民去了比北京工作“差得远”的新西兰。
在大理开客栈的陈姐曾经是跨国公司的中层干部，“孩子送出国”后就和丈夫一起从北京移居云南。如今，陈姐着手筹备第二家客栈，在附近“开发程度低一些”的古镇里寻找合适的院落。“在热爱的城市，看美丽的风景，做喜欢的事，何乐而不为？”
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选择在一年中的一段时间从都市“逃离”，过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暂时告别焦虑。有人背上行囊，避开污染和雾霾，去机场展开一次没有目的地的飞行，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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