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华
著名经济学家，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一、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经济
1978到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特征：快
从1978年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到2010年算是上一程的中国经济。上一程的中国经济大家印象深刻的肯定是一个字：快。在上一程发展中，中国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快、很大的变化。
有几个方面的关键数据：
► 第一是增长速度。应当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面，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我们就以这个快节奏去追赶世界前进的步伐。世界经济平均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而中国是在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因此，我们快速地由一个不显眼的经济体，先后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七大工业国我们先后赶超了六大工业国。到2010年，我们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所谓的“1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新台阶”。
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虽然有波动但是平均是10%左右，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一个快节奏的变化。用世界银行的评价来说，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要用几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的进步，走出了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道路。而今天大家还在探寻这个奇迹的奥秘在哪里。
► 第二是中国的贸易。在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进出口规模也就只有206亿美元，在全球也是不显眼的。但是现在进出口的规模超越了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平均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这个增长速度也是很快的。所以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因为我们的贸易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
► 第三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在上一程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间，平均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快速成长，在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领域，中国的产品产量都已经位居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原来是德国、美国、日本，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当然这个制造还不是一个最高端的制造，但是从整个制造业的产出水平来衡量，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我们现在无论是钢铁、发电、煤炭、电视机、洗衣机等等，几乎所有的大宗工业品产量，在世界都是排在前列的。
► 第四个数据是跟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在上一程经济发展中，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亿多迅速减到6、7千万人，现在应当说减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快的。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平均每年增长7%，每十年增长1倍，这三十多年，我们是增长了3倍以上。老百姓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在1978年只有210亿人民币，现在已经是40多万亿人民币。所以老百姓的财富从纵向比较，应该说也是增长得很快的。
以上就是上一程中国经济几个主要的方面，快节奏的变化。
上一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内外因素良性互动
大家就会问，快节奏是什么原因来推动的?大家做过很多的探讨，归结起来就是内外两个因素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外部，国际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的大趋势，产业由西向东转移，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兴起，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红利释放期，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全球化红利的释放期。历史上也曾经有很多次这样好的发展外部环境，但是中国都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抓住了。
这一次之所以抓住，就是因为国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国内的动乱纷争结束，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取代了过去扰乱我们思想或者是搞乱社会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这样一个思想路线。因此，党和政府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政，把长期压抑着国内的、企业的、民众的、地方的、方方面面积极性的魔咒给打破了，潜力就像泉水般地涌现出来。因此，人口、资源等各种要素的红利，各种被压抑的创造性，都在这个时期快速地释放出来，因为国内出现了难得的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今天中国经济为何面临困境?
今天，中国经济突然之间由快到慢，经济始终面临下行的压力，企业深感各种的困扰。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一下子中国经济出现了少有的困境?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眼下的中国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不说是最艰苦的阶段，至少是一个很艰巨的阶段。艰巨表现在哪里?就是表现在经济不再那么景气，微观层面的困难比过去急剧增多。
大家问为什么?首先，就是因为内部的环境已经开始改变。
►第一，市场变了。
中国已经不再短缺，中国已经从短缺的市场变成了相对过剩的市场。因此，眼下东西卖不出去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困扰我们企业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如何开拓市场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的东西卖不出去，我想两方面的因素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这个问题：
从供给面来看，我们的发展阶段从低收入到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变了，但是我们的生产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生产的产品大多数还停留在低端，它满足不了发展阶段改变之后的市场需求，所以才有了大家看到的，中国人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电饭煲之类的东西，到欧美去抢购各种高端的东西，到韩国去抢购各种化妆品等等。很多人对消费的眼界高起来了，对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性能、产品的安全有更高要求，国内的生产满足不了这一部分人的市场需求，每年这一块上千亿美元需求到国外去了。这是我们的生产跟不上发展的变化，我们的产业还大多数停留在低端领域，因此造成了生产与销售之间的不适应吗。这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这是供给层面的问题，也是为什么突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变得这么热的原因。
从需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市场问题当然有诸多的原因，第一是体制，体制的原因也是造成目前市场问题突出的一个原因。体制的原因表现在哪里?首先是中国城乡的体制很不合理。表现在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化严重滞后，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这两个体制性的问题，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农民跟不上现代市民的进步，那种体制方面造成的原因，出现了农民买不起工业品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完了2/3的路程，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刚走过一半的路程，到去年达到55%的城市化水平。而这55%又是一个需要打折的，因为还有数亿人不能真正在城里平等地享有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公共权利。所以按户籍的人口统计城市化的水平不到40%，只有39%，这就是一个城市化跟不上的问题。就算是55%，跟75%比较也差20%。40%的水平跟75%相比差35%，差距更大。
如果说只是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这个差距，问题可能也不是很大。因为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大，市民农民大家都一样，问题也不大。问题恰恰是中国城乡差距特别明显，表面上看城乡差距1：3，农民的收入、农民的消费和城里比较只相当于他们的1/3。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城里人还可以从两方面享受更多的隐性福利，从政府、从单位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各种隐性福利，如果把这一块加进去，中国的城乡差距其实是1：5。这么一个悬殊的差距，当然就进一步地放大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农民的收入没有达到跟工业化相适应的水平，以至买不起快速生产的工业品，形成了城乡市场的阻隔。
农民的收入为什么上不去?
第一，农民收入渠道很单一，就靠种植业、养殖业，和少量的进城打工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天灾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很快掉下来，不像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收入来源渠道。
第二，中国的农民跟别的大多数国家农民比较，没有多少财产性收入。作为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但中国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民，工业化、城市化增值最大的土地的收入，农民得不到大头。虽然大家在深圳，当时深圳的农民得到了，但那只是很少量的，拆除以后可能给他有一定的补偿，然后通过这个补偿能够发展起来。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来说，土地都是被低价拿走，大头都是被政府、被开发商、被企业给拿走了。每年数万亿的土地收益农民能够拿多少?去年土地收入虽然掉到3万多亿，但农民能够拿到的部分依然很少。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体制。农民在一个工业化、城市化中间本可以获得最大的土地收益，但他得不到。
同样，农民的住房虽然是他的财产，但缺那么一张纸，也就是缺少沟通房产证。中国的农民苦啊，有自己的住房没有房产证，没有这张证就不可能交易、不可能流通，不可能抵押，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这是体制造成的。虽然有大量的房产，但是他变现不了，所以有财产徒有虚名，没有变现为货币收入的这种可能性，除非在城里面的城中村可以出租，或者是大城市郊区可以搞一点出租，大多数中国农村的农民住房都是不可能变现的。
第三，农民缺乏信用消费保障。由于收入来源不稳定，缺乏财产性收入，这就造成了银行的信用消费不可能给予农民，可以说农民几乎很难享受银行消费信贷。大家知道银行提供信用消费至少有两条标准，第一你的收入是不是稳定，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保证，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抵扣。第二，有没有财产可以做抵押。没这两条银行怎么会把信用消费的阳光普照给农民呢?这就进一步缩小了农民的购买力。
政策因素的改变也影响了市场的销售，政策的因素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城里面来说，这些年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城市里人的收入有很大一块要用于这三方面的支出，也就是所谓的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而过去这三块是福利性的，城里人的收入不需要用于这三个领域，都是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福利保障。改革以后，福利性改变为市场性，城里人需要承担这三大领域的相当部分开支了。而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面，又出现了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三高”现象，造成了城里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经济负担明显增大。这三个领域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不少城里人的收入给吸走了。
很多人会说，中国不是有很多人出国购物吗?是的，有不少人出国，可以出国消费。但是中国是一个13.7亿的人口大国，眼下的中国大致是这样的，1亿人左右进入了相对富裕的阶层，2亿人左右迈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阶段，所以有3亿人是在中等收入以上的收入阶段，但是还有十亿多的人处在这个阶段之外。3亿人哪怕10%，3千万人了，1%是300万人，5%就是1500万了，只要有1千多万人能够出国，那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中国人。但是相对这十几亿人来说还是少数，不能因为出国的人多了，就觉得中国大多数人可以去国外消费了，觉得他们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了。不是这样。政策性的因素改变了，原来都是单位、政府给你支付的，现在你要个人掏腰包了。这就像人们所说的，出现了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压在城里人的头上。
再看政策改革影响的第二方面。最近几年反腐败、八项规定，这些政策性的调整，它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没问题，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一定是好的。但是不可忽视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对当期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个公款消费还占有相当比重的一个国家，高档香烟、高档酒、高档奢侈品、高档的各种商品，真正消费的主体不都是公款吗?是的，大多数都是公款。而政策性因素，把这条路堵上了。因此这几年高档商品、高档餐饮、高档服务业的市场迅速降温，这些消费需求没有了。
中国公款消费，从政府到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角度也是公款消费，它是法人单位，它不是自然人，法人单位的消费应该都是公款消费)，在整个消费品的零售总额里面占1/10，你可以想象这个影响力有多大。这种消费降温了。
政策影响的第三方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今年第一季度虽然稍微有一阵的活跃，但是相对以前来说近几年已经快速降温。这是由于房地产政策变化的影响，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不稳定。大家知道房地产是产业相关系数、关联度、产业链条最高最长的一个领域，有60多个行业跟房地产息息相关，房地产好这些行业也好，房地产不好这些行业也不好。上游到建材，中游到各种加工，下游到各种装修、到各种家具、到各种电器，有60多个行业跟它相关。而中国的房地产从黄金期进入低迷期，景气时期房地产的投资年均增长30%以上，住房消费每年增长20%、30%，而去年基本上零增长，今年好不容易又回到6%的增长。去年的销售下降20%左右，今年又稍微升了一点。
房地产处于这样的一个剧烈的改变，固然有中国的人口结构改变的客观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我们政府自己政策的因素造成的。住房这个商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是一个特殊商品，特殊商品应当有特殊政策，但是我们没有。住房的特殊性在哪里?从两个方面能够看到。
一方面它既是消费品，同时它又是投资品。因此，对这个商品应当是既有消费政策，也有投资政策，要有两类政策来分别地对待。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要不就把它当做消费品，要不把它当成投资品。要紧缩的时候当成投资、投机品，要鼓励的时候就当成消费品了，始终没有摆脱出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没有区别两类属性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
另外一方面，住房它既有商品性的属性，又有社会福利性的属性，不完全是一个靠商品性政策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还需要有一定社会福利的政策来相配套，但是我们没有。要不就是1998年之前全部福利大家都不要买，让政府提供，单位也负责提供。要不就是1998年之后大家都要市场上买，政府和单位都不管了。我们的政策就是没有把这两个属性兼顾好。因此，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就在这样一个政策下面，一会儿刺激，一会儿紧缩，一会儿再刺激，一会儿又再紧缩，反反复复地波动。这就造成了投资者的预期不稳定，造成了消费者的预期也不稳定。投资者投资的时候赶上紧缩，银行贷款借不到;消费者觉得这个政策，也许我今天买进去，明天你就紧缩了，价格一下子掉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大家不能按照正常的投资消费的行为在市场上面得到体现，造成了这个市场的混乱，造成了这个产业发展的不稳定，这就是政策不足所带来的，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困境。今年，政府又急了，说一线城市房价又开始涨了，因而估计消费政策又开始改变，出台限制买房或不能买的政策。就这样来回地折腾，这就是政策不足。
此外，不能不提到外部市场的变化，2008年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整个外部需求的减弱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口在中国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领域，前面讲了中国是出口大国，肯定出口跟经济的关系很密切，我们的出口由过去16%的平均速度，到去年掉到了负增长，到今年还没有摆脱负增长，虽然今年3月份由于去年低基数有一个18.7%的反弹，但是今年1-3月还是下降4%多。出口商品的卖不动，主要就是国际市场需求变了。
►第二，成本变了。
中国过去是低成本条件下的快发展，低成本驱动可以说是上一程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如劳动成本在相当长时间里面是不变的。过去在深圳打工一个月是800—1000块，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二十年都没有变，那时候我在统计局经常观察这些数据，它基本上没有变，但是这些年劳动成本快速上升。同样过去企业的财务成本都受益于银行相对比较低利率的政策，现在企业财务成本大幅度地上升。过去不用考虑资源环境等这些问题，现在土地、电、水成本大幅度上升，环境治理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所以在现阶段，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成本的发展阶段，成本上升已经走上了一个不归之路。
►第三是环境变了。
空气、水、土壤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过去快节奏下面的那种带血的、黑色的GDP我们都可以要。而今天，你还走这条路吗?那不行了。这块你不能够再要了，高污染的产业就得调整、就得去掉了。所以环境的压力增大，使得过去可以不考虑环境问题而快速发展，这个领域也得慢下来。
►第四是资源变了。
过去土地、水、油气、矿产这些资源，中国“地大物博”好象不缺，现在经过快速的发展消耗得差不多了，粗放的模式走不下去了，18亿亩耕地的红线，土地不能够随便占用了。七八百个城市有五六百个城市严重缺水，高消耗水的产业不能发展了。中国的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了，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进口，这都是资源的约束，也开始出现了。
►第五是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们的发展能力。
地方政府债台高筑，20多万亿的债务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扩张的能力，银行这些年经历了第一轮的债转股之后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新增上万亿的不良资产，在去产能上会可能还会暴露出来更多。企业负债率超过100%，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达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几。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发展，而过去我们这方面压力不大，所以大家可以拼命地发展，现在你到了要艰难前行的阶段。
►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的改变。
中国的人口不再年轻，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上一程经济发展中，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快节奏地发展，而今天人口的红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执行全面二胎政策，力图改善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亿多，占全国人口比重16%左右了。按这个节奏，到2030年中国将有1/3的人是老龄人。所以过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了发展瓶颈，这就是内部环境改变了。
从统计数据看，过去快发展，第一靠投资，每年增长20%、30%，而今天投资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困难、市场销售的困难、成本的压力等等，增长速度已经降到10%左右了，投资增长放慢了一半，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也要相应地放慢。第二，过去我们靠出口，出口每年增长两位数，现在是下降，当然经济也在放慢。第三，过去我们靠工业一马当先，现在工业的增长速度由过去的20%下降到现在的5%，当然你经济也要放缓了。统计数字上看到，这几个快频率的因素都放慢了，这是国内环境发生变化造成的。
从国际环境看，近些年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改变，对中国相对有利的环境变得相对不友好，或者是相对不利。
第一，世界经济不景气。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过去世界经济快速发展、世界贸易也快速发展，今天慢下来了，当然中国与世界是不可脱钩了，也受它的影响。过去我们可以独善其身，现在不可以独善其身。前面我讲过，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世界不行你也不行了，你已经跟世界进入了同轨同步运行的阶段。过去我们可以不管外面怎么变，我们内部可以靠自己的发展，但是现在不行了。
第二，世界的秩序乱了。过去世界的治理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大国际组织，再加西方七大工业国主导世界的投资、贸易、货币这些大的政策的协调与制定。2008年之后，危机首先爆发在发达国家，从美国到欧洲，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因此世界治理从G7变成了G20。G20从社会层面上讲好象扩大了、进步了，但是在G20里面至少两个缺陷是很明显地存在着：第一是发展阶段不同，在G20的体系里面，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的，不像G7都在一个发展阶段，他们有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感受，而G20感受不一样，在讨论这些政策的时候分歧就大了。第二价值观差异也很大，在G20里面有伊斯兰的，有基督教的，有东方的，各种价值观汇在里面，而不像G7就是一个基督教文化。因此，在对一些事务的看法上面产生了分歧。所以，今天的世界秩序是你紧缩他宽松，你宽松他紧缩，你要自由贸易他要保护，形成了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秩序。这种混乱当然就造成了整个国际金融环境、投资环境、贸易环境的混乱，这对中国当然也是一个不利。
第三，全球化趋势在放缓，区域化趋势在增强。上一程经济发展我们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眼下这个红利正在弱化。一个去全球化，追求区域化的一个新的趋势在抬头。突出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要建立两个区域性的自贸区的体系，一个就是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TPP)，一个是环大西洋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TTIP)，目前这两个区域性自贸区的建设，前提排除中国在外。因此，形成了一个短期有可能对我们投资贸易不利的一个外部环境。
美国人自己说了，上一程的全球化是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了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说的。他说这条路再也不能走下去了，他认为新世纪初把中国放进了世贸组织，中国入世之后似乎是中国得到了好处他们没有得到好处，所以他们要再工业化，要再平衡。这是美国最权威的人士自己说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再帮中国了，或者我们不能跟中国一起玩了，跟它一起玩我们吃亏。因每当它的老大地位要受到挑战、要受到影响的时候，不管是谁，它都六亲不认的。
此外，你也不能不看到，像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它也在构成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他们也要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因此他们采取的政策是跟中国学习，就是改革、开放，无形中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在资源、在市场、在人才、在技术，在诸多方面也给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竞争压力。
二、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分析预测
现在，我把眼光回到今天，看一看今年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方面的变化。
►增长的问题。
中国经济从增长的角度，从今年看未来，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有底，但是没有高度。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很可能就像人们说的，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不会是一个“V”形的发展态势，也不会是一个“U”形的发展态势，也不会是“W”形的发展态势，它就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它是一个有底部的增长态势，由底要往上走，在未来若干年都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底”在哪里?就是“十三五”提出来的“6.5%”左右，这是我们党提出来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的最基本的速度，也就是说今年也好、明后年也好，中国经济都将在6.5%这个底线上面来增长。不会明显跌破6.5%，也不会明显高于6.5%，从趋势上看，从时点上看，会围绕着6.5%小幅度地波动。6.5%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最基本的目标，换句话说，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一种庄严的承诺，因此，政府想方设法都要让这个“底”守住。
而中国又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国家，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它有一个很健全的行政组织体系，从中央到村一级，有一个很健全的行政组织体系，这在世界范围之内除了朝鲜都是少有的。因此，一声令下，能够快速地在全国形成一个巨大的行政推力，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
第二，中国是一个政府还掌握着相当要素资源的国家，从土地、银行到矿产，甚至到人——比如说我们中国所有的聪明人、能人，大多数掌握在政府的手上，哪怕是民营企业家都挂上了各种的社会职务，他也纳入到政府的体系里面。所以，它能够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运用自身所掌握的要素资源，来实现短期的发展。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所以它不会轻易地让GDP增速跌破6.5%这个底部。
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一些政策面上来看，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在政策面上还是有一定的控制力。
财政政策方面，尽管前面讲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但从整个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负债率高的测算50%左右，政府自己说40%左右。不管是40%还是50%，甚至如果再加一块，也在世界正常范围之内，在大的经济体里面，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也还是低的，美国接近100%，欧洲接近100%，日本超过200%，中国现在在60%以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还可以加杠杆。
看今年，第一、赤字水平由去年的2.3%提高到3%，规模达到2.6万亿，这是一个天量的数字;第二、结构性的减税5千亿;第三，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府基金，提出PPP的一些建设项目配套等等。PPP这一块纳入这个篮子里面的，就是公私合营的建设项目规模已经超过8万亿，各种政府性的基金也超过1万亿。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来守这个6.5%的。
从基本面上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城市化，第三是信息化，第四是农业现代化。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一样也还会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完成工业化、完成城市化、完成信息化、完成农业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方面，它能够创造出很多的需求，能够创造出很大的供给，这几个领域里面目前这个趋势还没有完结，只是现在提出来要有更多的新型的分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还有一个增长的惯性。
大家知道城市化每增加一个农民变为市民，县一级大概是5万左右的公共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包括科教文卫;中等城市15万左右，大中城市20到更高一点不同。
因此，从城市化水平，从目前户籍人口占40%左右要在未来5年提高到45—50%之间，有3亿人要变为市民，即已进城的1亿人要由农民变为市民，要解决户口落地的问题，城中村的还有棚户区的1亿人要变为市民，中部地区的工作了了城市群建设涉及到1亿农民要变为市民，3亿人在未来5年变为市民。大家可以想像他们的市民化一定意味着要有一个巨大的投入，粗略估计都是40万亿以上的投入力度，才能解决3亿人市民化的问题。
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增长惯性，守住底部应当说是有能力、有条件，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它确实没有高度，或者很难达到昨日的高度，几乎已经不可能回到昨日的高度，某个季度、某个时段可能会，但是趋势上已经不大可能。我记得四年前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那时候我就说了中国已经告别两位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位数的增长阶段。当时从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基数等几个方面讲，现在来看确实是如此。
因此，制约中国经济的这些因素不解决，它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高度，而且即使解决了也很难，资源问题、环境问题都很难解决。过去可以容忍的“带血的GDP”、“黑色的GDP”、“无效的GDP”，或者是“低效的GDP”，今后都不可能再实现，或者不可能再追求。过去如果10%左右的增长，如果你要简单地去估算一下，我想至少有2%—3%可能是跟这三类是有关系的。“带血的GDP”就是不顾生命安全的那种，大量地靠死亡或者伤亡去追求GDP的。“黑色的GDP” 就是污染环境的GDP，“低效的GDP”就是生产出来堆在仓库里面，今天挖明天建，老是干这种无效的GDP，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要把这些抛弃，所以至少这2%—3%是永远回不来了。这2%—3%去掉以后，我们希望“创新”的因素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接替它，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相对高一点的，7%以上高一点的位置，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那是比较难的。这就是中国的增长。
GDP增长今年一季度是6.7%，这是一个官方公布的数据，投资增长了10.7%，零售增长了10.3%，外贸还是下降的，但是它是靠信贷的大力度地扩张。大家知道整个社会融资的规模超过6万亿，银行的信贷投入超过4万亿，都比去年同期明显增长。换句话说是靠钱堆出来的。但是这个钱也还没有完全到位，还走在路上，还没有完全地成为现实的推动力，但是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
不管怎么说，一季度6.7%总体上还是一个下行，低于去年6.9%，也低于上一季的6.8%，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减缓的速度是放慢了，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二季度会怎么样?我想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几个因素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它很难扭转下行。
第一是投资，投资如果不能稳定增长，经济也很难稳下来。眼下看投资是10.7%已经处于稳定了，比去年同期还略高了一点，高了0.3—0.4%。
第二是工业，工业从3月份的角度来看已经比1、2月份要回升了，但是从1—3月份来看这个5.8%应该说跟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跟去年同期相比还略有回落。但是从趋势看，看到它有一点抬头的迹象。
第三是出口，一季度下降4.2%，3月份似乎有一点季节性和技术性两个因素影响回升，全年能不能扭转下降的局面也关乎到今年的增长。
有一个因素需要特别指出，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可能在今年开始会变得更有利一些，而不是不利一些。非经济因素一方面是指反腐败的这种非经济因素。前一时期更多是以治理乱作为作为反腐败的主线，未来除了继续不放松对乱作为的治理之外，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或者是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治理不作为。因为前一段在治理乱作为中间，派生出了一些不作为的倾向。
去年我到各个地方去走，跟一些老朋友见面，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朋友见面，普遍得到的印象就是发展是第二位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以前那种扩张的冲劲、那种发展的热情明显地有所改变，就是心态改变了。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官员就怕开大会中间被人家叫出去，叫出去可能回不来了”。天天提心吊胆。
有朋友说，过去有些人给他送过礼物，他虽然以前没有收过钱，但是到他家里去找一找，几瓶茅台酒是有的，这些茅台酒一算肯定够5千块钱了，这是实话。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担心安全的问题，所以叫做“快干不如慢干，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安全是第一位。新一程的经济里面谁要多干，矛盾集中在他那里，他是不是想提拔，大家就写他的告状信，所以一写信他就被抓起来了。所以以不得罪人为基本原则，因为一得罪人人家告你，你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现在开始，反腐败转到要治理不作为，要允许在干事业中出现的一些差错，这里有一个外部的来自上面的这种压力，可能会变为推动发展的动力。
第二，今年是换届开始的一年，地方政府开始换届，从乡政府到县、到市，陆陆续续进入到省一级，都已经进入到换届，新的一轮政治周期开启了。政治周期的开启一定意味着在一线干的同志，肯定要以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一张成绩单去迎来政治国理政上的一定的保障度，这肯定是一个政治周期所带来的一个效应。
换句话说，这个地区无论是市还是省的领导人，特别是主要的领导人，都有一种“不能让这个地方出现太多的问题，不能让这个地方的经济太糟糕，要不然就入不了委，要不然就进不了局”，他就有这种政治的冲动，推动着他要把短期的经济尽可能地完成得好一点。
第三，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三五”开好局又是大家一个普遍的心态，一些事情可能在开局之年不能太糟糕，也会转化为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所以我们看中国经济的2016，不能仅从经济面上去讨论问题，可能还要从非经济面上进一步地来分析问题，这样我们能够看到2016年的中国经济虽然是困难的一年，但是在困难中还是能够实现不跌破底部的发展。所以6.5—7%作为今年的目标守住，估计概率是比较大的，这就是增长的部分。
►通胀问题
通胀，通胀的问题从整个中国经济各方面的环境来看，始终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大量的钞票肯定会转换为通胀的压力，这些年的广义货币数量确实是明显增加，从2008年之前的可能就是40、50万亿，现在是已经超过100万亿，那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总量是16万亿美元，M2的货币是10万亿美元左右，而我们经济总量刚过10万亿，但是我们广义货币的数量超过20万亿。虽然不完全可比，因为毕竟两个国家的货币化程度、发展程度不一样，所以不能仅用这个认为中国印的钞票比美国还多，但是至少说明中国目前的货币超发的现象还是比较突出，这个结论是不会改变的。它始终就会对物价形成一定的压力，最终一定会通过通胀来消化掉这些超发的货币，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哪个国家都改变不了的。你超发的货币最终就是这个钱不值钱，不值钱不就是通货膨胀吗?
第二，这些年各种各样的坏账、各种各样的债务，最终的解决也要通过通胀来冲销，这是始终存在的一个因素。
第三，我们很多价格不合理，肯定也还要调整一些价格，涨价的一些因素也还存在。
第四，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气候问题、外部世界的问题等等，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通胀问题。
所以对“通胀不掉以轻心”这句话我认为时刻还是要记在心理，对于政府主要的领导人来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都要记住。也就是说我们始终面临着钱可能贬的风险，所以对于通胀不能掉以轻心。
对于眼下中国来说：
第一，市场供求关系还是供大于求。目前通胀压力更多的还是由于气候的问题和某些商品的问题造成的，猪肉价格、蔬菜价格大幅度地上涨。长期的一些因素并没有释放出来，但是始终还是有压力，但是从未来几年来看，中国更大的问题还不是通货膨胀。换句话说，通胀还构不成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因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现在还是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面，不大容易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中国目前从总体上看，上游产品还没有改变下降的局面，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9个月还处于下降，一季度下降为4%多一点，3月份当月下降为4.3%，未来要由降转为增还要一定的时间，来自上游涨价的压力眼下也还不大。
第三，外部世界虽然变化了，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短期有些波动，但总体上看，相对于过去来自国际的涨价压力，应当说还不是很大，输入性的通胀压力不是很大，美元属于相对的强势，所以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是受到强势美元的压制。
第四，中国目前的通胀从性质上看属于成本推进型，而不是需求拉动型，两者对通胀释放的机理不一样的。成本推进型是渐进释放，需求拉动型是急剧释放，性质上看也不会短期快速地释放出来。
结论就是，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中国依然还处于温和通胀型，也就是2—3%之间变化的概率相对大一些，明显高于3%的概率小，明显高于5%的概率更小，这是从温和到中度还需要一定时间，中度到高度那就更需要时间。
►房地产问题
房地产的问题大家很关心，房价到底会怎么样变化，房地产的形势到底会怎么样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两句话：第一，房地产增长时期还没有结束，但是黄金期可能已经结束了。第二，房价上涨趋势也还没有结束，但是大幅度上涨的这种暴涨的趋势，或者是暴利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未来房地产的变化，更多会随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居住环境，而发生差异性的变化，一线城市房地产总体上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发展状态，因此，它的增长如果有相应的政策，肯定还是会增长比较快的。问题是由于土地等诸多制约条件，因此他们的增长也受到一定的抑制。这些地方由于供不应求，所以涨价压力始终是存在。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目前是供大于求，全国7亿多待销售面积大多数都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他们是需求远远跟不上供给，而未来来看，需求也不会明显增加，因为对三四线城市而言，经济发展的恢复程度，经济发展未来的增长点远不如一线城市，远不如条件更好、产业更集中的城市。所以未来更多的会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形成更好的一种发展局面，但是三四线城市可能会继续面临困难，不会发生很快的变化。这是房地产形势的总体的变化。
房地产什么时候会结束增长，房价什么时候会真正转入下降?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这三个趋势结束之后就会发生变化。这三个趋势什么时候结束，我估计5—10年之后就会发生改变。5—10年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大致完成，中国的城市化也接近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中国人口也由增长转为下降，那个时候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所以中国人口的总量可能到14.5亿或者是14.7亿的时候，开始转为逐步的下降了，而不是再往上涨15亿、16亿……。
到那个阶段，那就意味着卖房的人大于买房的人，市场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而眼下这个趋势是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城里人来说，未来的家庭住房会由目前的一套变为两套、三套，它会多出来，一个年轻的家庭将来会接收自己父母的两套住房，女方、男方各接收一套，这是未来房地产会多出来的发展趋势。
至于最近一段炒出来的温州20年的期限这些东西，那完全是因为对政策理解的不正确、不全面。70年不变、70年到期自动延期，至少是政策上明确的。中国虽然土地不是私有的，但是在这70年之内确实是不会变。70年之后会不会变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的住房至少没有多少住房它的使用寿命能够达到70年，所以这是一个肯定就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在没有到70年之前就要重新建设、重新改变。第二，70年以后中国的政策也一定会改变，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政策。所以未来政策也一定会有变化，变化是什么变化?未来住宅土地一定会逐步地私有化，这是肯定的一个局面，至少现在不会，基本国情决定的。但是到未来住宅的土地一定是会变成私有化，因为农民本身宅基地已经鼓励它可以流通、可以抵押，这已经属于私有化的一个趋势。未来城里面的宅基地当然也要完全解决给个人，而不是城里人买的只有地面上的所有权，没有地下的所有权，这都不对的。因为目前大家都已经交过钱了。
从这个角度去说大家也不用去担心70年以后，像现在温州说的按房价的1/3补交土地出让金，这是不对的，这也不大可能发生。只是现在温州可能也只是一个炒作，土地主管部门，目前经济困难下面可能想向消费者去要一点钱，但是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大家看到新华社发表文章质问这个问题，很多的媒体在发表声音，这两天还在争论这个事情。不管怎么说，这个政策70年到期以后的政策，目前是自动延期，没有补交费用的国家层面的政策，地方政府做一些改变那完全他们自己的作为，不是国家层面的问题。
所以对于买房的人来说，对于想投资房的人来说，都要自己作一个总体的判断，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我记得在15年前，我在统计局当发言人的时候，那时候底下那么多人，当时有人问我“你觉得买房好还是买车好?”那时候我说“买房要早，买车要迟”后来果然被我言中了，早买房的人肯定有好处，早买车的人肯定要吃亏。基本的逻辑是，买房是中国供给世界需求，买车是世界供给中国需求。这样一个逻辑决定将来车是越来越便宜，房子是越来越贵，肯定是这样一个逻辑，果然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好多人说“哎哟，那时候你帮我节省了很多钱，我挣了很多钱。”
►汇率问题
现在我们最需要防范的风险当然就是汇率风险，汇率风险肯是一个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提出来了自己的钱和别人的钱都要出去的这样一个判断(见下图)，意味着我们的外汇储备将会逐步减少，意味着人们对外汇的需求将会逐步增多，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
自己的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的钱要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政府鼓励外汇要用于对外的投资。第二方面是个人的钱，企业和个人在海外资产配置中的比例会逐步上升，右边的这个图看到，海外资产占居民可投资资产的比重，中国相比欧洲、中东和非洲、日本、拉丁美洲、北美的比重都要低，换句话说将来富裕起来的人他的资产配制会有一个国际配置的需求。更何况有一些政策的不完善，还有一部分钱会更多地转移出去，这些都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己的钱出去，这是一个趋势。
另一方面别人的钱也要出去，那就是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一些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些调整，以前到中国来投资的一些外商的钱，正在逐步地转移、逐步地撤退，到那些投资环境更有利、投资回报更高的地方，特别是过去在中国制造的很多转移到了周边的领域，转移到了非洲、转移到了拉丁美洲，这个趋势也在发生。甚至回流发达国家的趋势也在发生，美国再工业化，欧洲强调工业化，等等这些问题已经造成一部分资金回流。再加上对人民币汇率一些预期的改变，一些热钱的流动也有一个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确实面临着对外汇的需求有一个越来越强的趋势，那就意味着外汇的价格会越来越贵。
这就是一个结论，需求强之后，一定意味着它的价格会更贵，本币会更便宜。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中国从发展层面到了一个资本输出的阶段，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国际化之前，一定意味着外汇的需求会更大地增加。只有到了人民币完全国际化了，这就会去有一个改变了，这是从一个大的宏观环境来看。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中国确实还面临着阶段性的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是从一个发展过程来看，从一个长期趋势来看，中国人民币的汇率也不大可能出现长期的、趋势性的贬值。
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从增长的角度来看，还处于相对高的水平，中国跟国际比较还有一个增长差，你6%多跟世界3%左右，跟美国1%、跟欧洲、日本百分之零点几的增长相比，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差，因此从增长差看问题，人民币不可能表现得比那些更差的国家更弱势。
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加上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都还比较充裕，即使从4万亿美元已经降到3.2万亿，但是至少中国的外汇储备还高达3万亿以上，还是世界最大的储备国。商业银行也还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头寸，中国商业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够扮演协助政府发挥调控作用的角色。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正常外汇储备来说，估计也还有将近1万亿美元左右的余地，可以用来应对短期做空人民币的一些行为，不大可能出现短期就把人民币整垮。从去年的“8.11”以后到今年年初，这两轮央行的“汇率保卫战”来看，还是有手段、有力量，能够有作用。从外汇储备的角度来说，政府还是有能力。更何况政府还可以根据目前中国人民币还不完全是个自由市场的这种汇率，它是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因此它可以在政策上、法律上对资本的流动进行必要的管理，对外汇资产的应用进行必要的调节。也就是说它还可以采取一些限制的措施。
第三，外部虽然美元处于加息的周期，但是这一轮美元还是一个弱加息的周期，另外美元强势的市场预期已经透支了，或者基本上已经接近天花板，所以美元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升值空间，更何况欧元还继续弱势，日元也没有太大的强势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币受主要发达国家货币的影响，在未来也不是那么强烈。
第四，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还高于国际发达国家水平的利率水平，利率的正利差还存在，所以也不至于出现大量的资本套利跑出去。
这些方面来看，不存在着人民币汇率趋势性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短期可能就是围绕着6.6元到6.8元之间这样一个区间双向的波动，有时强一点，有时弱一点，目前是在6.5元左右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来看，政府的政策目标或者是央行的政策目标，很有可能是把它定在不轻易突破7元，作为一个政策的底线来考量。因此那种认为人民币可能跌到8以上，那种可能性很小，几乎不存在。
至于长期人民币的汇率怎么看，我想涉及到咱们自己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前景怎么看，如果对国家经济的前景有信心，你就不要轻易动摇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反之如果你认为国家的前景不看好，你就可以不对人民币汇率有太强的信心和太强的期待。从眼下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看，前者的概率明显大于后者，即中国经济好转的前景大于坏的前景，所以大家也用不着对人民币失去信心。作为个人、作为企业，在现阶段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货币资产，做出一些对冲风险的阶段性的安排那还是非常必要的。
两类，如果你对美国对美元有更强需求的这类企业，当然你是要适当地增加一些美元资产的配置，你对欧洲有更大的投资生产贸易的业务，你需要适当增加欧元资产的配置，这是根据你的国际业务的发展需要做调整。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有更多的外汇需求，当然也适当地增加一部分，包括美元、欧元。如果你没有太大的需求，就在中国你就无所谓，你孩子要出国留学，自己要去旅游，你适当地做一些阶段性的安排是有必要的。对于黄金等这些硬通货贵金属，适当地增加一些也是必要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长期过程来说，还是要以人民币资产配置为主，这才是最靠得住的。只有对那些巨富的人来说，他买了1千万，可能就省出了好几百万，那是有必要的。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你增加一些增加不了几百块钱，所以也用不着去经受这种精神痛苦。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汇率问题。
►股市问题
深圳是资本市场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我想讲的是两点：
第一，短期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正处于一个振荡的阶段，振荡行情可能构成了短期的资本市场一个主要的行情，换句话说，前期的那种单边市场的阶段已经结束了，那种疯牛的行情已经没有了，“猪已死去”，那种会飞的猪已经没有了，已经死去了。这主要是因为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些因素如杠杆牛等这些短期的投机性的因素，或者是短期的这种单边的因素越来越弱化了。
一方面中国经济跟资本市场的关系不可能长期地脱钩，也就是说基本面不可能长期与资本市场脱钩，对于股票市场要回归基本面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短期他肯定受到目前这种经济下行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第二方面，前期救市之后的一些后遗症始终是短期资本市场需要消化的一个元素，1万多亿救市的资金总有一天是要从资本市场退出，或者有一个调整，这个概率是存在的，只是眼前不是那么迫切，眼下政策还不允许。
再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先天的不足带来的那种企业业绩不好的一些问题，他也是影响到资本市场短期的因素，不可能那些亏损企业的股票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是不可能长期有这样的趋势，除非疯了。像去年6月份以前那是疯了。
还有就是上市公司冻结或者放缓之后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总有一天也要解决。现在有六七百家在排队，对短期的资本市场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综合这些方面，再加上货币政策宽松的天花板已经越来越接近，降息的空间越来越小。2016年最多有一次，而且概率在降低，人民币利率很可能就要结束这一轮的降息周期，因此对资本市场肯定也会产生短期的稍微流动性减第二，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面还是值得期待的，“牛”还没死去，主要是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中国资本市场影响力、中国资本市场作用，在现阶段和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发展中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逻辑越来越强。因此，政府对于资本市场的态度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友好，这个基本面没有改变，这也是从2014年年底开始资本市场逐步结束长达7年的低迷期之后的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由过去的主要由信贷驱动转到资本市场驱动，由间接融资为主到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样一个发展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共识。要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为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减轻企业的财务成本，缓解企业杠杆比较高的一些问题。政府要用资本市场来解决企业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也需要逐步地修复，而修复资产负债表最有效的内容就是资产证券化。而资产证券化需要的载体就是资本市场，美国2008年之后之所以摆脱困难，靠的就是资本市场提供的帮助，修复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当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不需要修复的，所以它变得更坏，因为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由全球买单，所以它用不着去担心，是由美元的国际地位决定的。现在中国资产负债表从政府到企业、到银行也出问题了，所以也需要修复，就要用资本市场来修复，通过资产证券化去解决。
第三，转型升级必然意味着存量资产需要重组，增量资产需要重配。重组重配无非是两条路，第一是政府主导，第二是市场主导。而实践已经告诉我们，政府主导是不可能完成转型升级的，而只有市场主导才能够完成转型升级，而市场主导就需要靠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源的配置更合理、更优化，因此，对已经上市的公司，对大量的传统产业，资产的重组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各种新兴产业包括新三板这些新兴产业，进一步的资本市场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市场不可或缺。
第四，民众的财富配置也有一个更优化的过程，要逐步地由以实体经济、房地产配置财富，到逐步地提高金融资产的比重。而金融资产的比重过去更多是银行储蓄，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未来要更多地配置到资本市场。通过财富的专业管理，通过财富的市场运作，来保值增值，而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通道。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要开放，意味着由一国市场变成多国市场，变成全球市场，因此来自全球的流动性将极大地补充一国的流动性。全球投资中国资本市场，一定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会更加地活跃。
这就是“牛没有死去”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只是资本市场毕竟是市场，因此是市场它就必定有风险，而中国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改变政策市的这样一个特点，因此，就又多了一个政策性的风险。所以对市场风险的防范，对政策风险的防范，也还是投资者时刻不能忘记的定律，不要因为“牛还活着”就麻木了，还是要在防范风险下面去观察、去投资资本市场。
未来的三条线是要注意的：
第一，要更多关注并购重组这条线，去发现重组的机会，去防范重组的风险。
第二，新兴产业发展这条线，去发现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疗、环境保护治理等等方面，以及文化、健康这方面的产业，发现新的投资机会。
第三，要丰富自己的对冲风险的工具，要从单边的市场，单一的市场、单一的品种如何转为多元化，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联动，国际国内联动，现货期货联动，以及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汇率市场、房地产市场各种市场兼顾，这样去增加投资的对冲风险的能力，获得绝对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