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埃里克·伯格洛夫在其专栏文章中指出，如果最近批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中国这个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增长故事之一，很有希望带着同样的力道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近几年来中国所出现的基础结构变化更加强了这一乐观。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和克服既得利益，特别是在国有部门，但它成功的机会仍然很高。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如果这是‘尽善尽美’会怎样?”在同名电影中，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一边在心理医生的候诊室来回踱步一边问。在最近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上海会议上，与会者也问了相同的问题，不仅仅是为萎靡的全球增长的中期预期而问。现在，许多人疑惑中国的当前增长率是否能够长时间“尽善尽美”。

　　要决定这些担忧的合理性，需要理解什么导致了中国经济减速。一些人给出了直观的解释：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一样，落入了致命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无法突破跻身发达经济。但这需要假设一些外生力量或倾向导致国家“定”在某个收入水平上，这一观点被一项又一项学术研究所批驳。

　　各国确实常常难以实现高收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归为中等收入的101个国家，只有13个在2008年跻身高收入行列。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历了强劲增长后，在某个人均收入水平上被“困”了几十年。比如，1870年至1940年间，阿根廷人均收入增长堪比美国;此后两国差距逐渐拉开。同理，有的国家已经进入高收入行列，但有倒退到中等收入水平的。

　　各国被定在某个收入水平的现象不具有历史必然性。相反，研究表明，高速增长的低收入国家也有可能成为高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并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经济被定住，那是因为它调整失败，而调整是增长变化的基础。事实上，缺乏正常地自我转型能力的现象在低收入水平上可以观察到。

　　那么，这些调整是必要的?各国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由经济学家菲利普·阿齐安(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提出的注重创意的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an )增长理论，为这方面提供了了一些重要洞见。

　　阿齐安和霍伊特将创意定义为一切将新产品或工艺引入企业在其中经营的市场的变化。远离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家因为模仿已有技术并根据本地条件改造而获益，但假以时日，这些国家必须改善自身创意能力。研究还表明，创意和社会流动之间存在积极联系，甚至创意和收入不平等之间也是如此。

　　注重创意的角度的核心是以下概念：经济增长需要技术转移和新企业能够形成、成长和退出(从而将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给更加成功的企业)的环境。管理质量显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制度和人力资本也很重要;腐败、信用约束和难以获得高质量教育，都会导致经济转型更加困难。

　　但促进创意不是万灵丹。向创意者提供回报有助于更多创意，但也让商人攫取了转型过程的太大比例。比如，比尔·盖茨也许对经济转型是有利的，但墨西哥电信业富豪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就不是这样。鼓励前一种创意者可能导致后一种轻易崛起。

　　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正在试图为更大的真正创意创造条件，它必须解决诸多短期挑战。它陷入了通缩螺旋，下跌的物价和对经济前景担忧的增加彼此强化。而公司部门特别是制造业过度贷款，导致巨大的过剩产能和越来越多的坏账，从而制约了增长。

　　让挑战更加复杂的是，中国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全球重要性和互联性，这意味着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已经尝试并经受考验的政策在新环境下不再管用，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此外，焦虑的市场显然认识到，这一方针可能导致政策错误。

　　有很好的理由认为中国能够成功，因为中国经济史表明它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转型能力。当然，自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即使在最近几年，中国产出中的技能内容也得到了大幅改善，资源也成功地从农业转移到服务业，而不是大型国有企业仍在许多行业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

　　如果最近批驳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中国这个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增长故事之一，很有希望带着同样的力道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近几年来中国所出现的基础结构变化更加强了这一乐观。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和克服既得利益，特别是在国有部门，但它成功的机会仍然很高。

　　作者：Erik Berglof——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主任